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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尽甘来悟人生——访志愿军老战士刘福安

时间:2016-06-20 17:03来源:《中外名流》杂志 点击:
 
       
        刘福安    
一位德高望重的志愿军老战士,毕业于北京政治学院(现国防大学)理论系,1989年退休前在南京陆军学校理论教研室任教,年年被评为“优秀教员”,先后三次被南京军区授予“优秀理论教员”“爱兵标兵”等称号,多次立功受奖。1984年晋升为副师职教员,同年10月参加建国35周年解放军观礼代表团,受到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出自于《老子》第39章的这两句话,引之用于刘福安身上,也许也能释怀他的人生。如今的刘福安也算“贵”了、“高”了,无论是相比于他自己的过去,还是相较于如今的整个社会。可又有谁能想到他是怎么过来的呢,他在人生旅途中经历了多少艰难险阻和辛酸血泪呢?对此,笔者采访过刘福安之后,不禁愕然而释怀,或许你读了本文之后会说,刘福安真的是苦尽甘来了。而阅读此文之后,也将会学习到刘福安在人生中悟到的一些真谛。
        “老太婆,你到里面去躺一躺吧。”我们来到刘福安家,他一边寒暄一边引我们进客厅后,对半卧在沙发上的老伴说。征得老伴同意后,他便搀扶老伴到屋里去,并对我们说:“她一刻都离不开我,我一走她就问,老头子到哪去喽?”
 
 
        一个人,要有理想,有追求,所以人们说,“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但刘福安不这样认为。他有理想,但他知足感很强。他没有当过将军,他最初的理想是能当个连级干部就很不错了,可后来却成为师级干部,退休后过着陶渊明似的悠然生活,他认为他已很不错很知足了。
        当我提到他的老家和他入伍前的境况时,他说,他小时候很苦,在他幼小的心灵中感到没有人比他更苦了。1933年12月,他出生在四川省峨眉县(今峨眉山市)龙池镇一个极端贫困的家里,父亲对他来说只是个概念而已,他母亲怀他五个月时他父亲就被国民党抓壮丁抓去了,一去便再也没有回来,1942年收到过“阵亡通知书”。
        大约在他三岁时,祖父又去世了。家里只有奶奶、母亲和他,是个穷得叮当响的孤儿寡妇之家。他们上无片瓦,下无寸地,生活来源全靠他奶奶做粽子粑卖和她母亲替人洗衣洗被维持。由于刘福安是“独苗”,她们再苦再累也要让刘福安上学读书,可是送他上了一年多的私塾学堂,读完了《三字经》《增广贤文》和《论语》(三本书均为先生推荐)后,就再也无力让他上学了。这时多亏一个叫万素芳的老师。
        一天,万老师送一包衣服让他母亲洗,她见刘福安正捧着一本《论语》在聚精会神地看,便好奇地问刘福安,你认得上面的字吗?懂得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吗?等等,刘福安虽不能完全认得上面的字,也不能懂得万老师说那一句话是什么意思,但却能认识不少字和懂得某句话的意思。
        万老师发现刘福安天资聪明和家贫的情况后,向他母亲表示,她愿意资助刘福安上学。于是,刘福安又走进了龙池中心小学读二年级,一直读到高小毕业,并到城里上了一学期初中。
        由于万老师随家人搬迁离去,刘福安家里实在没有能力让他上学,初中上完一学期后,他便辍学回家了。
        所谓“穷人孩子早当家”,辍学回家后的刘福安只有13岁,便挑起了部分生活担子,他开始给人卖花生粑豌豆粑之类。怎么卖呢?刘福安说,就是脖子上拴根绳子,绳子上系上筛子,东西放在筛子里,然后走街串巷叫卖,利润是卖十个赚一个,就这样赚钱贴补家里。后来就和一些穷哥们到离龙池60多里路的青龙场买些李子(青龙场盛产李子)等瓜果回龙池卖。
        一天刘福安狠心地挑了一担足有60余斤的李子等往回赶,走到离龙池十多里的百石溪,老天突然下起倾盆暴雨,刘福安吃力地赶到家,已是深夜。他奶奶和母亲见他肩上背上被汗水、雨水、血水染红了一大片,便一声声“儿啊,儿的命苦啊……”的哭诵起来。
        俗话说:“祸不单行”,接着刘福安发烧不止,生起病来,他奶奶在为他病情奔波时,不慎跌倒,腰腿跌伤,再也无法做粽子卖,家中生活全靠他母亲一个人承担。他们一家的日子更是过得雪上加霜。生活逼着他母亲不得不再嫁人。
        他的继父叫魏树清,从小是个孤儿,长大后到处给人做工。和刘福安母亲结婚后,面对刘福安家的实际情况,不得不加倍干活挣钱,哪里有活干,哪里能挣更多的钱,就到哪里去干。1948年初,刘福安的继父到离龙池200多里的洪雅县一个叫南圹的码头当搬运工。他祖孙三人便随着他继父到了洪雅县,一家四口人全靠他继父一人养家糊口,日子过得仍很艰辛。在这种困难条件下,刘福安和他奶奶、母亲就编制草鞋在码头上卖。不久刘福安经人介绍,到了洪雅县西横街一个叫“德厚昌”的杂货店当了学徒。
        1949年12月19日,洪雅县解放了,人民群众欢欣鼓舞,到处都唱起了“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的欢快歌声。在一片“好喜欢”的鼓舞下,刘福安毅然参加了人民解放军。


1949年刘福安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时

 
        刘福安自小天资聪明而又诚实本分,上级叫他干啥他就干啥,而且很勤快,但很幼稚。比如,当时部队走到哪里住宿后,上级要求一定要“地光满缸”才离去。战友们都争着打扫卫生。刘福安为了获得表扬,晚上睡觉时就偷偷把扫把拿来放在枕头下面,确保第二天早上有扫把扫地,能受到领导和同志们的表扬,因此领导很喜欢他。
        由于他上过一学期初中,又喜欢读写,参军以后不到一个月,连长张翻身就把他调到连部当通讯员了。又不到一个月,因为发现他还能写通讯稿,营教导员赵铎又把他调到营部当通讯员。
        1950年10月朝鲜战争爆发后,他所在的180师奉命入朝参战。入朝前营教导员赵铎调到师政治部当秘书科长,随即又把刘福安调到师政治部通讯班当通讯员。
        180师的事或许读者们也听说过,一段时期以来传说较多,说180师在抗美援朝的第五次战役中全军覆没啦,军旗都被美军缴获啦,180师政治动摇、右倾逃跑啦等等。
        当笔者提起这件事时,刘福安立刻情绪激动起来,他愤愤不平地对笔者讲了许多:
        180师在第五次战役中确实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也可以说打了一次“败仗”,对于这次“败仗”,多年来,军内外以讹传讹,吵得沸沸扬扬。
        但是这次“败仗”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刘福安作为180师的一名老兵,自1950年参军以来就一直在180师,亲身经历了180师在朝鲜战争的全过程。对于180师的那次“败仗”,不可谓不清楚。他说:“既然你提到这件事,我就借此机会把180师在朝鲜战争中的真实情况告诉你,希望你能客观地分析正误得失。”
        180师是1950年12月17日奉命从成都出发的,于1951年3月22日跨越鸭绿江,经过连续14个晚上的夜行军,行程1400余里,按时到达了上级指定的伊川郡地区。4月22日便投入到第五次战役之中。
        第五次战役分两个阶段,4月22日至4月29日为第一阶段,5月16日至5月21日为第二阶段。180师受挫,主要是在第二阶段。这个阶段一开始,180师就像战国时期齐国赛马故事中的“下等马对上等马”那样,以一个1.1万余人且装备较差,连60炮也算上尚不足100门炮的师,竟然奉命去进攻阻止拥有300多辆坦克,700多门大炮,兵力在5万人以上,且有航空兵助战的美10军东移增援的任务。尽管力量如此悬殊,但180师仍像初生牛犊不怕虎那样,向美10军发起猛烈进攻!
        5月16日晚,538团、539团作为师的第一梯队(540团、师直紧随其后)由玄岩、发雷等地分别强渡北汉江,以跑步形式前进。很快攻下了美10军坚守的寒崎岘、殷谷山一线阵地和春(川)洪(川)公路。
        5月17日敌人以坦克、步兵混合编成,在航空兵的配合下,向538团3营各连坚守的阵地实施轮番轰炸和炮火猛烈袭击后,开始进攻!
        战斗相当激烈!3营各连连续打退敌人两次进攻,消灭敌人250余人,但3营也伤亡300多人。团长庞克昌、参谋长胡景义立即赶到3营分别指挥作战,他们组织小分队,用无后座力炮对敌坦克抵进射击,用集束手榴弹、爆破筒对付敌坦克,把一辆辆坦克打得冒烟团团转,共击毁10辆坦克,敌人丢下200多具尸体仓惶沿公路向洪川撤退。
        军长韦杰闻讯后非常高兴,他立即命令师长郑其贵:“鉴于敌人仓忙撤退的情况,你们应立即向九峦山、孝子洞、通谷里方向搜索前进,不要迟疑,动作要快!”军长命令后,郑师长立即命令539团,立即强渡洪川江向九峦山、孝子洞、通谷里一线前进,与此同时,538团也很快进至杜武洞以南一线并占领了至关重要的336.8高地。
        5月19日敌人摸清180师的情况后,集中兵力向180师发起猛烈进攻!各连虽伤亡很大,有的连队仅剩20余人,但仍英勇顽强地坚持战斗,阵地始终没有被敌人攻破。
        5月21日上级通报,第五次战役结束,决定主力部队北移回撤。作为“下等马”的180师,奉命就地阻击3天,以掩护主力部队回撤。



1983年3月刘福安在立功授奖大会上发言

 
        说到此,刘福安以为笔者没有听清楚似的,凝望着笔者,并大声地反问道:你知道就地阻击敌人三天是什么概念吗?此时的180师已前出100多公里,而且粮弹俱尽,不是阻击小股敌人,而是阻击超过自身10倍、数10倍敌人的进攻!敌人集中了美军7个师,每师1.8万人,南韩4个军13个师,在航空兵的配合下,从汉城(今首尔)至连川、春川至华川、洪川至麟蹄公路两侧,发起全面反攻。美7师向180师所有阵地发起猛烈进攻,180师以血肉之躯抵挡着敌人的铁甲之师。坚守九峦山的539团4连,连续打退敌人5次进攻,毙伤敌200多人。全连仅剩20余人,仍坚持战斗。坚守393.1高地的1个排,全部壮烈牺牲;坚守上下芳洞的539团3营炮连连续打退敌人5次进攻,全连仅剩指导员南扬珍和14个战士。
        22日夜,由于180师两侧友军提前撤退(上级规定23日夜撤退),致使180师东西两侧形成重大空虚,美7师、美陆战1师、美2师从180师东侧乘虚而入;美24师、南韩2师从180师西侧乘虚而入,两侧迂回,很快包围了180师。180师孤掌难鸣,苦苦支撑,加之已断粮3天,在这种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指战员们仍英勇顽强地抗击着敌人的进攻,坚守土木洞的539团5连在24日这一天就打退美7师1个团的8次进攻,坚守在沙岘山的538团6连3排,在排长李子明的带领下,打退美军1个营的进攻,毙敌150余人,全排全部壮烈牺牲。
        24日夜里,军部才下达“180师回撤过北汉江,继续阻击敌人”的命令。忠实执行上级命令的180师,此时已疲惫不堪,加之断粮4天,在这种人的承受力处于极限的条件下,180师且战且退。25日退到九峦山、鸡冠山、北培山、驾得山一线。当晚,军部命令,180师539团、538团回撤到38线上的马坪里一线设防,540团断后。部队出发1小时后,军部又命令:“180师立即返回原地阻击敌人!”对于这道命令,副师长段龙章、代政委吴成德极力反对,但一向忠实执行上级命令的师长郑其贵却要求坚决执行上级命令。疲惫不堪的指战员们忍着饥饿,往返数十里,还未到“原地”,敌人各种火炮便雨点般地打来,这才恍然大悟,敌人已占领“原地”了。
        这次反复调动,除了增大部队伤亡外,更主要的是使180师丧失了唯一争取主动的机会,这是造成180师被围困的重大失误。使180师陷入到敌人的重重包围之中。
        刘福安说,突围途中,他们忍饥挨饿,白天阻击,晚上突围,爬高山,涉大江,天天死打硬拼,又断粮五六天。指战员们仅靠野菜、野蘑菇之类充饥,不少人误食有毒的野菜。有的浑身浮肿;有的两眼睁不开,更多的人则出现腹泻,走一路拉一路;有的干脆就把裤子脱下来挂在脖子上,任随怎么拉;有的同志拉着拉着就倒下去再也起不来了。
        刘福安虽然也曾受这种腹泻之苦,但相对来说,他是万幸的。他说,24日这天夜里,他和司政后机关的400多人,饿着肚子跑到北汉江边,发现敌人已控制渡口,无奈他们又沿江边跑到还未被敌人控制的江岸,不是渡口的水域,江流湍急,加上敌机的轰炸扫射,敌远程炮火的袭击,气氛紧张极了。他下到江里不要说走,连站都站不稳,管理员郭惠川见状,几大步跨到他身边,拉着他到一匹马后说:“小鬼,死死地抓住马尾巴,千万不要松手。”就这样他才东倒西歪地过了江,捡回了一条命。而不少战友却没能过来。
        过江后他紧随秘书科长赵铎,管理员郭惠川、副指导员陈金元等,又马不停蹄地向北奔跑。一气跑了30多里路,跑到一个叫明月里的深沟,误认为已跑出敌人包围圈了,很多人便躺在地上,郭惠川、陈金元等还弄来不少叫“灰灰菜”等的野菜煮了一大锅叫大家吃,刘福安舀了一碗,还没喝两口,就听见有震得大地颤动的坦克声,接着敌人炮弹就在四周爆炸了,几架“野马式”敌机也出现在上空狂轰乱炸。顿时硝烟滚滚,人喊马叫,许多战友倒下了,刘福安一直跟随的副指导员陈金元双腿被炸断,倒在血泊中,刘福安跑到他身边,撕下一片衣服要替他包扎,陈副指导员直摆手,声音非常微弱地对刘福安说:“小鬼,你快跟着部队跑,别管我了。” 说完两眼紧闭。



1984年10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国庆观礼代表团”在人民大会堂前留影

 
        刘福安悲痛地离开他又跟随部队跑去。当跑到马坪里时,天黑下来了,政治部直政处主任王逸民对大家说:情况十分危急,今晚我们要趁着夜里突围,叫大家不准说话,不准抽烟,更不准打手电筒。这天晚上天空一点光也没有,大家在树丛中一步一步向马坪里的北高峰爬去。刘福安说:他爬到山顶时,见山的另一面全是敌人,在探照灯的照明下,敌人各种火炮开来开去,面对此情此景,他发呆了,一转身却不见了他紧紧跟随的郭管理员。正当他一筹莫展之际,收发员傅明仙却出现在他跟前,傅明仙见他还背着那个能当锅用的铝制脸盆,便一把扯下来扔在地上说:你还背着它干啥?说着就帮他把四方雨布裹在身上,便向似有人走过的另一侧山下冲去了。
        不管是万丈深渊还是悬崖绝壁,刘福安连滚带爬地向山下冲去,待冲到山底,他浑身上下都受了些皮肉之伤,满身都是血迹和泥土。可是他顾不得这一切。一到山底,他就在浓烟中拼命奔跑,天渐渐明了,敌机也飞临上空不断投弹扫射,敌远程炮不断轰击,战友们个个奋不顾身地向北奔跑,在敌机的轰炸扫射和敌炮火的轰击下,又有不少战友倒下了,但那时谁也无法顾及,每个人仍不停地奔跑。刘福安说,跑着跑着,他身前身后早已看不见熟悉的同志。在浓烟中他只见前面有一些影子,他知道无论如何都要追赶那些影子,追赶上那些影子就是希望,就是胜利。他跑啊跑啊,一直跑到太阳偏西,才跑到一个有志愿军活动的山坡前,冷不防突然听到一声:“口令?”刘福安记得180师的口令是“钢铁部”,于是他回答“钢铁部”后,山坡上下来几个人,把他扶上了山并给了他两封“压缩饼干”,领着他到后山坡上说:“你们的同志在那边山沟里。”
        一听说“你们的同志在那边山沟里”的话,刘福安奋不顾身地一口气冲到那里,才看见一天一夜没有见到的领导和同志们。秘书科长赵铎、管理员郭惠川、组织科干事刘德怀、宣教科见习干事孟伟哉(后成为著名作家,当过中宣部文艺局局长、全国文联秘书长等职)、保卫科见习干事潘德明,以及收发员傅明仙,文印员刘玲心、刘寿梅,文教王佩琳等,当他们见到刘福安时,几乎所有的人都把他这个小通讯员上下打量一番。因为他确实到了衣不遮体的地步,加之浑身是血迹和泥土,几个女同志见状都捂着眼。
        收发员傅明仙高喊一声:“刘福安别过来,在树丛中躲一下,把裤子脱下扔过来。”接着几个女同志把刘福安撕裂得不成样子的裤子缝了缝,扔给他再穿上,总算遮了丑才走了过去。
        刘福安像重新回到了“家”似的,面对领导、战友们的关心、爱护,竟“嗡嗡嗡”地大哭了起来。
        刘福安说:对180师而言第五次战役从4月22日到4月29日的第一阶段还不算残酷。但是从5月16日到5月30日,历经15天连续作战,大小战斗100多次,其残酷惨烈程度,战争史上罕见,在粮尽弹绝,饥饿疲惫,孤立无援的极端困难条件下,指战员们仍以坚强的意志和顽强的拼搏精神坚持战斗,一次次英勇赴义,一幕幕生离死别,惊天地泣鬼神,感人肺腑,动人心弦,是人类战争史上的今古奇观。



2010年11月刘福安与志愿军老战友关志超(中)、冯志诚(右)在来安半塔保卫战遗址合影

 
        他们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抗击着超过自己十倍数十倍敌人的进攻、围剿,为主力部队回撤赢得了宝贵的时间,而自己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对于这种秉忠心、顾大局的自我牺牲精神,兵团首长和军首长都是高度评价的。180师师长郑其贵、副师长段龙章、参谋长王振邦等2000余人突围归建后(加上留守人员180师尚存4000余人)。兵团司令员陈赓、副司令员王近山、政治部主任刘有光等联合给180师发来慰问电,全文如下:
 
郑(其贵)段(龙章)王(振邦):
        欣闻你们脱险归来,兵团诸同志除向您们致以亲切慰问外,希望您们注意营养,迅速恢复体力,以便再接再厉,为伟大抗美援朝继续斗争。
                      
                                               陈赓 王近山 刘有光
 
       6月5日,军首长也给180师发来慰问电:
 
郑、段、王并180师诸同志:

        你们英勇地战胜了困难,完成了钳制敌人、阻击敌人的任务,胜利地突出敌人的重围,光荣地归建了。这是党的光荣,你们的胜利!谨向诸同志致以亲切    慰问,并望注意营养,保重健康,迅速恢复疲劳,从政治上、战术上、各种工作上做好准备,为迎接新的任务,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而继续奋斗。
        同志们,180师是经过艰苦缔造而且有光荣历史的队伍……你们和其他兄弟部队一样,不怕困难、不惜代价,英勇地完成了上级的任务,战役刚刚结束,敌人趁我粮弹缺乏,部队疲劳,部署尚未调整就绪之际全线向我们发动进攻,由于我们主观上的缺点,客观上存在困难等种种原因,一时陷入敌人重重包围,但同志们以高度的阶级觉悟,自我牺牲精神的英雄气概,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战胜了弹尽粮绝、风雨浸袭、忍饥耐寒,爬山越岭与敌人重重封锁的严重困难,积极地钳制了敌人,打击了敌人并大量歼灭敌人。在阻击敌人冒进配合全线阻击,争取时间完成歼敌准备上起了很大作用。你们胜利突围了,敌人并没有把我们消灭,你们的英雄业绩是不可磨灭的,牢牢地树立在全军所有同志的心中。牺牲遇难的同志永垂不朽……愿我们共同努力,再接再厉,兢兢业业地整理好部队,争取在朝鲜战场上创造光辉业绩,以恢复我们的荣誉。
 
                            韦杰(军长)袁子钦(政委)查玉升(副军长)
                              邓士俊(参谋长)李哲夫(政治部副主任)
 
        刘福安接着说:180师的事引起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1951年6月25日,志愿军总部在空寺洞召开军以上干部大会,经过听取汇报,彭德怀司令说:“180师的损失是上上下下许多错觉和各种因素结合在一起造成的。”为此,彭老总检讨了自己的错误,主动承担责任。
        第三兵团副司令员王近山说:“我兵团在第五次战役中指挥上有一连串错误,第二阶段的错误更多,更严重。”
        60军军长韦杰说:“友邻协同至关重要,5月23日180师在遭受敌人攻击时,友军事先未有通报,突然后撤,使180师完全陷入三面受敌,背水作战的不利态势。180师被包围时,三兵团也无任何机动兵力,不能增援60军解围180师。”
        师长郑其贵说:“作为一师之长,我有不可推脱的责任,整个战役过程中,自己完全是机械的执行上级命令。”
        毛泽东主席也非常关心180师的事。从5月28日到6月下旬,他先后把志愿军参谋长解方,第三兵团代司令员王近山,60军军长韦杰等召到中南海,详细了解和听取汇报后,说:“180师的事各级都有责任。”他还自责地说:“五次战役,我看是打急了,打大了,打远了。”
        第五次战役后,180师经过认真的总结经验教训,修整补充,卧薪尝胆,苦练精兵,于1952年秋重返前线作战。从东线阵地防御,到夏季反击战,一直打到停战前的金城战役,大小战斗上百次,除一次小型战斗扑空外,其余每战皆胜,而且打了许多很漂亮的大仗、硬仗。例如:1953年夏季反击战中,“949.2”高地之战。这是攻击南韩5师坚守的以“949.2”为核心的一场大仗、硬仗。此次攻击敌1个师的大战前所未有。这次战斗不仅关系到180师是否翻身的问题,而且是关系到“板门店”谈判签字与否的关键之战,是杨得志首长说的“朝鲜战争的压台战”。



2011年10月刘福安与志愿军老战友冯志诚(左)、李钟玄(中)在北京留影

 
        为了给敌人迅雷不及掩耳的打击,师长李钟玄命令,7个突击连队于6月13日晚潜伏到离敌人四五十米远的灌木丛中。刘福安所在的连就是突击连队之一(当时他在539团1连当文化教员)。要在敌人鼻子底下潜伏一夜一天,没有高度集体主义精神和自我牺牲精神是绝对办不到的。潜伏过程中,有的同志,被敌人冷枪冷炮击中,也一声不吭。他们连的6班战士何绍林被敌炮击伤多处,仍一动不动,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
        这次战斗于6月14日20时30分打响,由于准备充分,仅用一个多小时就攻占了敌5师的全部阵地,歼敌3个整营和另一个营的大部,共1750名,俘敌250名,缴获坦克4辆,榴弹炮5门,重机枪70挺,占地23平方公里,战后志司、20兵团、3兵团、12军、15军、60军纷纷发来贺电。
        由于李承晚(南韩总统)破坏停战谈判,志愿军又发起“金城战役”,180师又担任穿插作战任务,指战员们冒着暴雨,攀悬崖,涉激流,直插敌腹地的主阵地白岩山,黑云吐岭等核心阵地。
        讲到这里,刘福安特地对笔者说,“你担任副主编的《志愿军将士话胜利》中就有好几篇文章是反映180师的,其中,路才山(时任540团6连指导员)所写的《血战白岩山》一文,就是反映这次战役的。”金城战役180师是参战的24个师中打得最远,占地最多,歼敌最多的一个师,共歼灭敌人11665名,缴获各种火炮126门,坦克5辆,汽车14辆,各种枪支2124支,占地58平方公里。
        停战前夕,539团坚守北汉江与金城川汇合口南岸一个叫“461.9”的高地,战斗打得相当激烈!那时停战在即,敌我双方都在争夺这个小小的高地,对我方来说,如果守住这个阵地,停战后的军事分界线就在此划分,如果守不住这个阵地,将退回金城川的北面,后退40公里,所以战斗相当激烈。539团的大部分连队都轮上了。刘福安所在的1连是7月25日接替3连参加战斗的。那天傍晚,他们涉水通过金成川,一气跑了几个小时,快到“461.9”高地时,连长密天法,指导员张云起下令稍事休息,清点人数,准备战斗。
        就在他们休息,清点人数时,却闻到一股非常难闻的臭味扑鼻而来,还隐隐约约看见不少尸体,当时顾不得这一切,连长立刻命令立即向正在激战的“461.9”高地冲去,及时协助已苦战两天两夜的3连把敌人打了下去。
        他们刚刚从3连手中接过阵地,立足未稳,敌人又发起攻击了。2排长廉高升见敌人已冲到前沿,便高喊一声:“同志们跟我来!”就奋不顾身地冲向敌群。同志们见排长冲在前,一个个便像猛虎似的向敌人扑去!经过一场激烈的战斗,再次把敌人打了下去。
        刘福安说:“从7月25日夜里到26日,一整天,敌人连续3次进攻,都被我们打下去了。”26日夜,指导员张云起把刘福安所在的“杂务班”、炊事班等都组织起来,对他们说:“能战斗的人不多了,你们马上到前沿阵地,就是一句话:‘人在阵地在’。”刘福安说,他们在司务长丁剑(临时指定的排长)的带领下到了前沿阵地,把所有的手榴弹盖子都拧开了,准备和敌人血战到底。
        到了前沿阵地,看到许多战友和敌人的尸体都倒在血泊中,他们知道自己也随时会有“光荣”的可能,但是很奇怪,他们26日深夜上阵地后到27日一整天,敌人炮火虽打得相当猛烈,却像瞎打似的,相对来讲,前沿还较安全一些。到了夜里10点钟,敌我双方所有的炮击都停止了,更奇怪的是连老是不断响着的飞机嗡嗡声也没有了,阵地四周一片沉寂。刘福安实在忍不住那死一般的沉寂,便小心翼翼的把头伸出战壕,来回搜寻,仍没一点动静,出乎意料的是他竟然听到一种非常熟悉的小虫声。这种小虫他儿时管它叫“金铃子”。在金铃子的美妙叫声中,他竟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当黎明到来时,他又迷迷糊糊的听到“停战了,我们胜利了!”的欢呼声。这声音很快就把他从梦中唤醒过来,顿时所有活下来的人,一个个从战壕里、掩体内跃了出来,有的把帽子、衣服抛向天空,有的来回奔跑着,更多的人则冲向金成川,扑通扑通地跳到江里,仿佛要急于洗掉身上的硝烟味!
        刘福安也跑到金城川江边,他看见江那边的敌人也跳到江里不停的向这边挥手致意。
        刘福安看着他们,看着奔腾的江水,突然想起一句千古绝唱:“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他想起和他一起参军的250个洪雅战友,第五次战役后就只留下他在内的16人了。他还想起第五次战役中,他们180师有3000多人战死、饿死、冻死了……他正在这样想时,指导员张云起找到他说:“文教,我们马上要打扫战场,你带一个班到我们稍事休息的地方,把烈士搜寻出来埋葬了吧。” 刘福安带了一个班到那里,才看见不少尸体横七竖八的躺着,许多尸体已腐烂,臭气熏人,令人恶心呕吐,他们用湿毛巾、口罩等捂在嘴上,奇臭仍直钻心。
        搜寻过程中他们看见有的战士紧紧地压在戴钢盔的敌人身上,有的战士枪托砸在敌人头上,还被砸出的脑浆粘着,有的战士把刺刀刺进敌人胸膛,但战士背后也有刺刀孔,还有紧紧卡住敌人喉咙的,死死咬住敌人耳朵的,此外还有缺胳膊少腿的,尸体不全的……
        刘福安说,他们带着十分沉重的心情,带着一种很难过的感情折磨,仔仔细细地共搜寻出40多位战友的尸体及一些残身断腿,挖了20多个一米多深的土坑,分别把他们埋葬了。
        关于这件事,刘福安写过一篇标题叫《我心中的丰碑》的文章,被林源森任主编,我任副主编的《志愿军将士话胜利》一书刊载了。《我心中的丰碑》表达了刘福安心中始终念念不忘那些牺牲在朝鲜的战友的心情。刘福安常想,那些战友牺牲了,他们得到什么呢,更令他难过的是,有的尸首都没找到,被作为悬案处理了,多年来家属还受到影响。
        刘福安告诉我,他不怎么看烈士纪念碑、烈士陵园。他说,他怀念烈士,但真正的烈士,是在他自己心中。他在朝鲜战场上鏖战了800多天,可以说是九死一生,但却没有死,活到现在已很满足、知足了。他还引用彭德怀的话对我说,彭老总说过:“抗美援朝战争的艰苦与惨烈程度超过我党领导的历次革命战争。”
        刘福安认为,吃苦是福。他说,艰苦生活,几十年严格的军旅生涯,造就了他坚忍不拔的意志和耐力,造就了他有一个健康的好身体,造就了他有一双铁脚板,老了,未感到腿痛之苦。如今,他已是83岁的老人了,每天早晚,还能坚持走十多里路。他说有了抗美援朝这段经历后,每遇艰苦、困难,便觉得就是那么一回事,咬咬牙,挺一挺就过去了。


 2013年8月刘福安率大儿子刘南川及儿媳张琼为老伴钟燕鸣祝寿
 
 
        人的一生是在顺利和曲折中度过的,但对刘福安而言,他经历的曲折却比一般人多得多。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180师于1953年9月启程回国。回国后的一段时间,刘福安算是比较顺利的,由于他的勤奋和忠厚本分,总是上级叫干啥就干啥,上级叫怎么干就怎么干,而且他是干一行爱一行,行行都干得较为出色。
        回国初,他由文化教员到任排长,从排长又到防化指导员,从防化指导员到防化副主任到防化连副连长、副指导员、指导员,从指导员到师司令部参谋,从参谋又到师政治部宣传科干事,从宣传科干事到宣传股长。其间经历了“反右派”“大炼钢铁”“大跃进”“反右倾”“三年自然灾害”(实为人祸)一直到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对他来说又是一次灾难。文化大革命初期的1967年3月,他奉命到安徽省军管会宣传办公室参加军管;1968年5月,他又被派到所谓“老大难”的安徽大学当军代表。他在参加军管和当军代表的过程中,已经左得不能再左了,但还是由于“右”吃了苦头。刘福安的所谓右,主要是在安徽大学当军代表和在安徽省革命委员会的一次“接喜报”中惹出来的。
        在安徽大学当军代表时,一天红卫兵在批斗校长张行言(张行言是刘少奇亲自派到安徽大学当校长的,红卫兵便认定他是刘少奇司令部的人),要他老老实实交待他反毛主席并恶毒攻击毛主席的罪行。而张行言则老是重复说:“我没有反对毛主席,我没有恶毒攻击毛主席,我相信群众相信党。”对于他这样重复的回答,红卫兵气愤极了,他们冲到他身边,反剪着他的双手,强行把他按倒跪在水泥地上。
        张行言毕竟是年近60岁的老人,在场的军代表刘福安见张行言跪在地上渐渐支持不住了,脸上汗珠直冒,双腿开始发抖…… 刘福安心想:“我是在场的唯一的军代表,如果把张行言斗残甚至斗死,我是要负主要责任的。”于是刘福安立刻站起来说:“革命小将们,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要讲事实、讲道理,防止简单粗暴的做法,严禁打人和其它形式的体罚……”
        话还没说完,几个红卫兵就推着刘福安说:“你是保皇狗……”
        刘福安当时多少懂得点对付他们的策略,他强忍着火气,一不还口,二不还手,转身就走。他知道,他这一走,意味着没有军代表在场的批斗会是不合法的,对方抓着这件事就可以指责说他们是“私设公堂”什么的。
        果然,他的离去,红卫兵气愤极了,立即跑到军代表负责人那里加油添醋的“告状”。军代表负责人立刻把刘福安批了一通,说他“右倾”,“立场有问题”等等。次日红卫兵还张贴了不少攻击刘福安的大字报。
        也许红卫兵考虑到刘福安毕竟是安徽大学的军代表,多少留有余地,因而大字报没有直接写刘福安的名,只写“刘××”。而文化大革命初期攻击刘少奇主席的大字报写的就是“刘××”,为此,刘福安风趣的说,他还当过一次“刘少奇”。
        从此刘福安和军代表负责人搞得很僵,不久他又被退回省革命委员会(即前军管会)。
        刘福安回到省革委会宣传组后,在一次“接喜报”中又闯了大祸!所谓的“接喜报”就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毛主席十天半月,有时竟是三、五天,就要发出一些指示,当时叫“最高指示”。最高指示往往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晚上8点钟的《新闻联播》节目播出。半小时的联播节目一结束,合肥市的工、农、兵、学、商,以及所有机关、团体、工矿、造反派组织……都要敲锣打鼓,放鞭炮,跳“忠”字舞,高喊口号,到革命委员会来“报喜”。
        刘福安说,这种所谓的“报喜”其实是一种胡折腾的荒唐事,把谁都知道的那几句话,又各显神通地写在纸上,装在玻璃框里……花样繁多极了!众多的“报喜”队伍劳命伤财不说,还害得合肥老百姓一夜不得安宁!然而最苦的还要算“接喜报”的人。
        刘福安当时就是接喜报的人。每个报喜的队伍都是那种不厌其烦的八股仪式,大家都毕恭毕敬地手拿着“红宝书”(《毛主席语录》)站在一起,由一位领诵人,重新把老人家的话绘声绘色地读一遍,读完了照例要高喊几句“最高指示”“照亮了……指引了……”那一套。最后还要高呼:“敬祝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世界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刘福安说,“报喜”过程中,他们“接喜报”的两个人,同样要毕恭毕敬地站在那里,而且往往是刚接过这伙人的报喜,那伙人又来了,就这样反反复复、来来去去。“报喜”完了也就到黎明时了,有时就是“东方红,太阳升”了。
        刘福安说,一天他们去义务劳动回来,累得直不起腰,晚饭时又接到通知说今晚有特大喜讯,要他准备“接喜报”,他一听头都炸了,随口说了一句:“真倒霉,今晚又要吃苦头了。”不料,就这么一句话却闯下了大祸!
        不久,支左办公室一位副主任找他谈话,要他老老实实交待对毛主席的态度问题,他一时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加之他对那位副主任一副凌驾于人的架势反感,便顶了一会牛,谈话不欢而散。
        很快他弄明白是那句牢骚话引起的事,才意识到了那句话上纲上线的分量!
        果然没过两天,支左办公室便召集一伙人,对他进行揭露批斗。
        文化大革命时期,亲人大义灭亲,朋友反目为仇的事层出不穷。对刘福安进行的揭露批斗会上,一些人(包括他的朋友)杀气腾腾地说他对毛主席的态度问题由来已久,揭露他曾说过:“这么多和毛主席一起打江山的老革命都要打倒!”一些人还揭露他曾经说过,八亿人民看八个样板戏,就是一朵鲜花也看够了!还揭露他写过吹捧刘少奇、罗瑞卿等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文章。
        刘福安说,文化大革命前,他写过几篇关于学习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修养》和大比武期间关于军队大比武方面的“豆腐干”型的小文章,因此,他们杀气腾腾的指着他的鼻子说他是刘少奇、罗瑞卿的“小爬虫”等等。
        针对刘福安的批斗会开了好几次,他也违心地检查了好几次,检查交待写了一万多字都没有过关,最后被当成有严重问题的人,档案里装上“内部控制使用”六个字发配到“寿西湖”农场去了。
        听到此,我沉思到刘福安讲述的一幕幕场景当中。心中正在悲叹:这位老人经历的苦实在太多了!却听他说:“比较起来,我比林源森要好得多。”他所说的林源森也是德高望重的志愿军战士,我曾撰写《他圆了多少个梦》一文报道过他。刘福安和林源森是老战友、老朋友。林源森曾被打成“反革命”,工资也被拿掉了。而刘福安被发配到“寿西湖”农场时工资没有被拿掉,而且还保留了宣传股长的头衔。
        正如刘福安所说的:“有了抗美援朝这段经历,其后每遇艰苦和困难,便觉得就是那么一回事,咬咬牙,挺一挺就过去了。”刘福安到农场后,并没有消沉,他在农场依旧是乐观的工作、生活。
        在农场,他在工作劳动之余读了很多书,《红楼梦》《三国演义》《西游记》《封神榜》《镜花缘》《三言二拍》《郭沫若文集》,鲁迅、邹韬奋等人的作品,巴金的《家》《春》《秋》《雾》《雨》《电》,以及《聊斋》《儒林外史》等等;外国的《红与黑》《唐吉坷德》《安娜卡拉列娜》《静静的顿河》,高尔基、契科夫等外国作家的文集等等,中外名著他都读遍了。刘福安说,他当时读那些书时,大多数都是把封面换成《毛泽东选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或者一些大批判书籍的封面来看的。他当时读这些书,虽然盲无目标,但却是他当时的寄托,他也从中寻找到了生活中潜在的乐趣。后来发现,在那个时候读的书,不仅使他增加了学识和见识,对他后来当教员还起了不小的作用。
        刘福安在农场呆了8年,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打倒后,他才得到平反,这时部队要他转业。由于刘福安人缘好,在文革中没有做过一件整人害人的事,安徽省不少得到“解放”又重新出来工作的干部都很看重他。当他们得悉他要转业时,不少人都说:老刘你到我这里来。当时好几个单位要他,权衡再三,刘福安接受了1952年就出任安徽省财政厅长,时任省供销社主任田垒之邀,到了安徽省供销社。
        由于没有来得及办转业手续(当时安徽省革委会类似他这样穿着军装干地方工作的有80多人),他在供销社干了一年多,1977年安徽省委书记宋佩璋(12军政委)被撤职,中央【1977】(9号文件)规定:“凡是没有脱军装的转业干部一律回原单位。”刘福安的原单位是安徽省军区独立1师(原180师)。文化大革命中,安徽省军区独立1师和浙江省军区独立1师对调。几经周折,刘福安回到了浙江省军区独立1师(住诸暨)。
 
 
        刘福安回到浙江独立1师后,领导什么事情都没有给他安排,仍是准备叫他转业。因此他在那里成了实实在在的“闲人”。刘福安说他一生不怕忙,最怕闲。工作再多再劳累他也不怕,最怕的就是“闲”。在闲得可怕闲得发闷的日子里,他就要求领导准他的假回寿县寿西湖农场(当时他爱人、小孩仍在寿县),他一再表示,他回去后,只要领导有事找他,一个电报他立马归队。经他一再要求,领导终于准他回寿县待命。
        刘福安回寿县路过南京时,他去拜访和看望他的老领导关志超(朝鲜战争时关是539团1营营长,刘福安是1连文化教员,回国后,关是师政治部宣传科长,刘是宣传干事,当时关刚从师长岗位到南京政治学院任副院长)并向他汇报了自己的情况。老领导对他说:“转什么业,军装多穿一天有一天的好处,现在全军恢复了院校制度,南京陆军学校正在组建,缺政治理论教员。我看你的条件比较适合。”接着关又是打电话,又是写介绍信。
        刘福安拿着关的介绍信到南京陆军学校找到学校干部处长翁森鹤,翁向训练部副部长郑日修汇报后,郑副部长便询问刘福安一些问题,然后叫他先回去。
        后来刘福安才知道,学校又派人到他的原单位了解他的情况后,于1978年初正式调他到南京陆军学校理论教研室当理论教员。
        初为人师,刘福安感到有无穷无尽的问题等着他去学习和解决。他说他心里很清楚,自己文化程度不高,理论基础差,要当好一个合格的理论教员,不横下心来下功夫学习是绝对不行的。于是刘福安拿出了在朝鲜战场上的那股拼劲,废寝忘食,夜以继日的下功夫学习、备课,写讲稿。刘福安按照孔老夫子“不耻下问”“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之也”的教诲,在教学问题上始终抱着虚心的态度向每一个教员请教、学习,不懂绝不装懂。在讲授每一堂课之前,他都要把讲授的理论知识及教材上的每一句话,甚至每一个字搞得清清楚楚了才上讲台。
        同时他还把教材上的一些观点,结合实际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进行讲解。例如,教材上提到的“相对论”,刘福安就用人的长相说明这个观点,他说:万事万物都不可能一样,一样是相对的,不一样是绝对的。比如,我们每个人的一张脸,相对来说,眼睛、鼻子、嘴,都长在相同的位置上,但是,又有哪一个人长得和另一个人一样呢?没有,绝对不会有一张脸与另一张完全相同,连一两岁的小孩都能分清谁是他妈妈。如果长相一样,见另一个人也喊妈不就乱套了吗?所以任何事物都不可能一样。有的人在工作中搞什么“一刀切”,那是错误的。这样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的讲解,果然获得好评。学员们普遍反映,刘教员讲课讲得活、讲得好、讲得深入浅出。校领导也很满意。
        万事开头难,刘福安走上教学岗位以后,算是开了一个好头。一年多下来,根据刘福安的实际表现,学校领导认为他是个可培养的教员。1979年下半年便送他到北京政治学院(即现在的国防大学)深造。
        刘福安说,在北京政治学院,他才真正学到了许多理论知识,并聆听了邓力群、于光远、邢愤思等许多著名理论家的“传道授业”,还聆听了时任中联部长乔石(后为中共中央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总理陈慕华等领导的“传道授业”,使他大大的充了一次电。1980年上半年毕业前夕,政治学院院长林浩(1955年授中将军衔)语重心长地对他们理论系的学员说:“你们在政治学院学到的理论,就像崂山道士学到了‘穿墙术’那样,如果你们回去,处处按理论原则做人做事,什么样的‘墙’都能穿得过去,否则你们会碰得头破血流。”
        刘福安牢牢的记着了林浩院长的话,回到自己执教的学校后做人做事都坚持按理论原则办。在教学问题上,一心扑在教学上,不仅向学员传授理论知识,还言传身教地教学员如何做人。因此年年被评为“优秀教员”。
        他们学校评优秀教员,就像体育比赛一样,进入前八名,前四名都是拼过来的。当时评“优秀教员”有三条标准:一是每年任课必须在400小时以上;二是每年在省以上报刊杂志要有五篇以上的论文发表;三是每年请私假不得超过10天。只有够这三条才能评优秀教员,而这三条够了还不一定就是“优秀教员”。因为,有时还要受名额限制,就像学生考大学时的“合理落选”一样。
        由于刘福安讲课深受学员欢迎,免不了就受校内同行的关注,再加上校刊的宣传,甚至还受到《解放军报》开辟的“军校群星”栏目宣传报道的表扬,不少校内外教员便向他“取经”。为此,刘福安专门向校内外教员以“怎样当好一个教员”为题做过几次介绍。
        刘福安说,他向同行们介绍所谓的“经验”,其实也没什么高深的道理,而是自己怎么干就怎么介绍。他认为要当好一个合格的教员,首先要备好课。备课是讲课的基础,只有把课备好才能把课讲好。他说,备课分平时备课和直接备课,平时备课又是直接备课的基础。所谓平时备课就是不断的学习,不断地充实自己提高自己,不断的积累更多的知识,这样直接备课时才能得心应手。这就是所谓的“台上1分钟,台下百日功”。
        另外,教学方法也是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刘福安说,教材是死的,教学内容是活的。教材内容所反映的理论知识是丰富多彩的。因此,教学方法上的设计,要从实际出发,什么样的教材内容,需要什么样的教学方法,必须认真地实事求是地制定。他说,最要紧的就是要考虑“因材施教”,“因材施教”是教学中的一项重要原则。但“因材施教”不能单纯的理解成因教材施教。最关键的问题是要从学员的实际出发。因为他们的学员大多来自连队,少部分是从高中毕业生中考的,学员的文化、知识基础、智能状况、性格特征等,存在着不小的差异,因此,其教法就各有所异。刘福安说,易的主要因素就是教材和学员,离开了这两者的联系,对任何形式的方法追求,都只能成一种“戏法”而己。好的教学方法要体现在化繁为简、化难为易、举一反三、触类旁通,这样才能调动学员的兴趣和注意力,从而激发他们探索知识的自觉性。
        刘福安还说,教学方法上还要处理好“授”和“受”的关系。所谓“适可而止”,“看客下菜”。教员传授理论知识,多了,学员消化不了,少了,学员又吃不饱。要恰到好处,授受得当,才能获得最佳效果。教员授课的目的是为了向学员传授理论知识,因此教学的各个环节都要围绕这个中心。离开了这个中心,“授”就失去了方向。所以,要当好教员,千万不能搞形式,走过场。教学中一切都依据于“受”,检验于“受”。教员讲得深入浅出,学员容易接受,这才叫讲授得法。教员讲的正是学员所疑的,这是有的放矢。教员讲的学员接受得了,消化得了,这就叫快慢适度。授一得二,举一反三,这样教学效率自然会高。如果离开了“受”,那就说不上教学好坏,进度快慢,效果大小了。
        他还说,“授”与“受”是对立统一,二者相互依存,彼此制约的。教员讲课不能像交付货物那样,我交你收就行了。教学是双边活动的关系,不能只凭“一厢情愿”,没有教的积极性不行,同样没有学的积极性也不行。只有教员授业有术,学员学习有方,才能彼此配合、相得益彰。
        教学经验上刘福安还说到语言问题。他说,教员的语言,也是保证教学质量的重要一环。语言的表达能力好与不好,直接影响着教学效果。一个教员如果语言贫乏、照本宣科,恐怕学员很难收到良好的效果。作为一个教员,尤其是理论教员,一定要用语妥帖得当,最好能把教材的语言变成通俗易懂、形象生动的语言来讲。所谓抑扬顿挫、清楚明白、议喻交融,再辅之以手势助说话。重要之处,不妨提高嗓音,关键所在,不妨重复几句,这样才能扣人心弦,听而不厌,收到最好的效果。
        刘福安还举历史人物说,战国时期的荀子就很会用语言,他在《劝学》篇中用语就很生动贴切。文章的开头两句一下子就讲明了学习的极端重要性:“学不可以已。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意思是说,学习不可以停止放松,如青色是从蓝草中提取出来的,却比蓝草的颜色更青,冰块是由冷水凝结成的,却比水更冷。刘福安说,这样的语言,相当精辟贴切,议喻交融。其中的“青取之于蓝”到今天还在使用,即成语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刘福安说,学习语言,运用语言,同样是要下一番功夫的。形象生动的语言,是基于对生活的深刻观察和对客观现实的艺术概括。提高语言艺术,研究教学用语,就要深入实际,努力实践,才能不断提高自己的表达能力,教学用语才能繁简得当、言简意深,才能善于用生动具体的形象、丰富多采的语言,揭示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从而大大激发学员的学习兴趣,收到最佳的教学效果。
        刘福安还谈到教学的举例问题,教员的心灵美与外在美的问题,等等。
        除了教学以外,刘福安还先后撰写学术文章50多篇,参加总参谋部军训部委托编写的《军队管理学基础》《科学社会主义》和《军事谋略故事选》等教科书。他年年被评为“优秀教员”,先后三次被南京军区授予“优秀理论教员”“爱兵标兵”等称号,立功受奖多次。与此同时,他的职级也不断得到晋升提拔。刘福安说,他去陆军学校时只不过是个宣传股长(副营级),到学校后不到六年时间(其中还包括在北京政治学院学习时间),他就由副营到正营、副团、正团一直升到副师。他自豪地说:“现在‘当官’要送礼,要花钱买。我‘当官’一分钱不花,都是领导‘论功行赏’‘赏’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邓小平倡导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思想指导下,《光明日报》等开辟了宣扬“优秀知识分子”栏目。其间,刘福安被列入“优秀知识分子”,在《解放军报》开辟的“军校群星”栏目中宣扬他的事迹。1984年底学校领导专门开设了一个宣扬他的“展览室”,展览他的学术文章和他参加编写的《军队管理学基础》等教科书,以及他立功受奖和三次被南京军区授予“优秀理论教员”“爱兵标兵”等事迹;展览他1984年10月参加解放军观礼代表团,参加建国35周年大庆,观看阅兵和受到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切接见的资料和图片等。
        刘福安说,有人说他是“自学成才”,但他认为他并没有“成才”。他说:“比我有才的多的是,如果说我有点‘才’的话,那也是党和人民培养的。我参军后的最初几年,连话都不会讲,星期六开民主生活会,轮到我发言时,讲不上几句就会一脸通红。现在我不但能讲好话,比较起来还有一副善于表达的口才。这都是在解放军这个‘大学’里获得的。”
        他说,他在解放军这个大学校里40年来,党和上级一次一次培养他,先后十多次送他到“集训队”、轮训队、读书班、防化兵学校和我军的最高学府北京政治学院(即现在的国防大学)学习、培养、深造,才使他学到了许多过去一直没有条件学习的文化理论等知识。
        他最后补充说:“如果说我真有点‘才’的话,那应是在党和人民军队的哺育下成长起来的。”
 
 
        刘福安老伴钟燕鸣长期有病。我们(我和万玫)去他家采访时,见他老伴呈半痴呆状态。刘福安指着她对我们说:“她一刻都离不开我,我一走她就会问:老头子到哪去了?”
谈起他和他老伴的事情,刘福安说,他和他老伴是“天作之合”,他们一无父母之命,二无“媒妁之言”,靠的就是个“缘”字,有的战友说他们还有几分奇缘哩。
        朝鲜战争的第五次战役后,刘福安被调到五三九团一连当文化教员,1952年秋他们重返前线后,他们一连在朝鲜东线的鱼隐山坚守阵地。一天他在向各班分发祖国人民寄来的一捆“慰问信”时,突然发现一封来自家乡“四川省峨眉县女子中学”的“慰问信”,他迫不及待的拆开一看,天呐,竟是儿时同学钟燕鸣写的!看见自己儿时同学的“慰问信”,他当时真有那种“家书抵万金”之感。顿时兴奋不已,而且一连兴奋了好几天!
        他告诉我们,他和钟燕鸣同时出生在四川省峨眉县(现峨眉山市)龙池镇。他住上街,钟燕鸣住下街,相距不足三百米。他们还同一天走进龙池中心小学,两人同班不同桌,一直读到小学毕业。小学毕业后,由于家境不同,彼此便各走各的人生路了。想不到在炮火连天的鱼隐山阵地上能看见她的信,真是天意!
        他很快就给她写了回信。他这封信写得很多。从小学毕业后说起……一直说到他在第五次战役如何突围出来,如今又在零下40度的鱼隐山如何坚守阵地……他很快就收到她的回信了,同样,她在信里也说了很多很多。从此他们鸿雁不断,但那年代他们说的全是学习、工作方面的事。
        直到1953年7月,他在参加金城战役的前夕,他才动感情地给她说了几句。其中有这么一句:“我在朝鲜随时都会有牺牲的可能。”这句话或许触动了她那根神经!她回信说:“我希望你会活着回来,我等你,我会一直等着你。”
        1953年7月27日,朝鲜战争终于结束了!当年9月下旬刘福安随部队启程回国。1955年秋领导准许他回洪雅看望他奶奶、母亲、继父。期间他专程到乐山卫校去看望了钟燕鸣。他们这次见面才像订婚似的把关系确定下来。此后他们每年都有一次见面的机会。1957年8月7日,他们终于在洪雅县结婚了。
        他们的婚礼很简单。既没有传统的迎亲场面,又没有现在的豪华婚宴。他们只按照婚姻法的规定到洪雅县城关镇去领了两张结婚证,然后买了几斤糖果瓜子,对前来参加婚礼的亲朋好友如此招待一番而已。只花了18元钱。
        刘福安带着一种甜蜜的感情说,他们的婚礼虽然简单,但温馨的场面还是有的。那天,专程赶来参加他们婚礼的几个同窗好友,反客为主,帮助他们把一间八平方米的小屋布置成了漂漂亮亮的“新房”。他们首先在小屋四周,黑黄黑黄的板壁上张贴了一层雪白雪白的白纸,然后在白纸上剪贴了许多纸花,有鸳鸯鸟、兰花、牡丹等,还用各种彩色纸做成彩球,一个一个连接起来,交叉地拉在屋子上面。
        婚礼开始时,同窗好友们把刘福安推到屋外,屋内顿时寂静如黑夜,不一会屋内突然亮起了用红纸包着的电灯,接着姑娘们把一块如云似的白纱披在新娘身上,便簇拥着新郎新娘肩并肩地站在一起,随即他们就用早已准备好的纸花雪花般地洒在他们身上。然后充当主持人的同学江泽蓉就宣布婚礼开始,要新郎新娘给所有人一一鞠躬。
        婚礼的第二项便是要新郎新娘讲恋爱经过,当他们结结巴巴地讲着那些永远也说不清、道不明的恋爱经过时,一个个则开怀大笑,每个人都七嘴八舌地逗着他们取乐,还有让他们当众亲吻的……小屋里热闹得像沸腾的海一般,婚礼一直闹到夜里12点多。
        说到这里,刘福安喜形于色的表情一下没有了,他很严肃又认真地说,军人和妻子总是分离的时候多。尤其是他们那个年代的军人和妻子,总是相见时难别亦难。他们婚后只呆了18天,又重返各自的工作岗位了。他还加重语气地告诉我,最刻骨铭心的是1959年10月9日那天,他刚到妻子那里,部队就发来要他立即归队的电报。刘福安说: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可面对久别重逢的妻子他心里很不是滋味。妻子见他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反倒劝他说:“走吧,部队给你发来电报说明部队确实有事,再说也说明部队很重视你啊!”听了妻子的一席话,他当时觉得妻子的觉悟比他高,便平静下来,整好行装和妻子告别时他还深情地向她敬了个军礼。
        1960年,转业在滁县县委任秘书的老战友刘寿梅(他们在朝鲜同在180师政治部工作)帮助把钟燕鸣调到滁县中心医院当护士。刘福安说,正如一句俗话所说,风并不一定按船的要求吹拂。她还未到滁县,他们180师就奉命到北京“七机部”所属机构施工。1962年,蒋介石反攻大陆,他们奉命返回安徽,但驻防换成蚌埠。那次她到滁县还是老战友刘寿梅接待安排的。此后,他与妻子仍像“牛郎织女”一样,只能在千里之外两心相牵。那时又适逢“三年自然灾害”(实为人祸)时期,生活的艰辛是现在年轻一代无法想象的。当时她爱人每月只有19斤计划粮,其中还有代用粮(红薯干之类),每月半斤猪肉票(还常常因排队买不上而过期作废),半斤油票,此外布要布票,肥皂要肥皂票,就是今天看来很微不足道的火柴、牙膏都要票。工作相当辛苦,根本没有什么星期天、节假日,还有没完没了的学习、义务劳动之类。工作辛苦、生活困难、吃不饱肚子,副食品又缺乏,得浮肿病的人相当多,饿死人也是常有的事。不过那种饥饿引起的浮肿病,好像比如今流行的“富贵病”的治疗容易得多。当时刘福安的妻子也得了浮肿病,就是每天吃几勺煮熟的黄豆,一点盐也不放,连吃十来天,病情就得到控制了。
        刘福安的大儿子刘南川,在1961年7月11日出生时,由于他们经济不宽裕(要补贴双方父母),雇不起保姆。他爱人又要上班又要带孩子,常常是打包把孩子放在床上就去上班了。医院照顾中途可回家喂一次奶,规定15分钟。有一次他爱人回去喂奶,看见孩子已掉在床下,面对此情此景,他爱人伤心地落泪了。后来他花了八元钱,在一个旧货摊上买了一张周围有护栏的小竹床。但因有那次教训,他爱人上班前总要用一根绳子把孩子拴在小竹床上。
        1963年7月14日,他们的第二个孩子刘晓川又出世了。他爱人仍是又上班又带两个孩子。这是一般人所吃不消的。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刘福安只有请母亲来帮助照料孩子和料理家务琐事。
        文化大革命初期,刘福安奉命到安徽省军管会参加军管和不久又到安徽大学当军代表。期间,虽然已经“左”得不能再“左”了,但是还是被说成所谓“右”,被上面定罪为“右倾”、立场有问题等等,而于1969年12月发配到“寿西湖农场”。
        他爱人和孩子本来是可以留在滁县的,但她却选择了和他一道去农场,他爱人说一家人苦就苦在一起。他爱人被安排在农场医院。那里医疗条件差,又缺医少药,他爱人在那儿什么都干,护士、医师、计划生育……为了更好的为农场职工家属服务,他爱人又学会了针灸、刮痧、火罐等传统中医疗法。只要病人需要,她可以上门服务,随叫随到。农忙时还到农场巡诊,受到职工家属的普遍爱戴。由于她十分敬业,1973年被调到寿县计划生育办公室工作。
        刘福安在农场苦度了8年。粉碎“四人邦后又”后来回到原单位,不久,被调到南京陆军学校理论教研室当教员。组织上关心,把他爱人调到了学校附近的滁州市畜产公司医务室。他爱人到畜产公司后,仍一如既往的尽心尽责,一人负责公司200多职工家属的医疗保健和计划生育工作。由于她责任心强,热心为职工家属服务,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三八红旗手”。
        刘福安说:妻子对他更是体贴入微,尽量减少他的家务琐事,让他专心致志的教学。由于妻子的全力支持,他在教学、学术方面才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刘福安说:没有他妻子的付出,他不可能取得这些成绩。
        刘福安深情地说:他的工作成绩上去了,但他妻子的健康指数却下去了。她因劳累过度,超负荷地透支自己而导致眩晕症,她多次晕倒又多次站起来,仍然默默地照常上班,照常为家庭而劳顿。她细心照料孩子,把两个儿子抚育到大学毕业,并成家立业而小有成就。对丈夫的工作更是全身心的理解和支持,只要看见丈夫在学习、备课、写作,她从不打扰,又常常会适时地送上一杯热茶,使丈夫平添温暖,温馨。对邻里总是和睦相处,乐于助人,为此他们家多次被评为“五好家庭”。
        刘福安说:“由于她始终超负荷的劳累,终于积劳成疾,多种疾病缠身,眩晕症、周围神经炎、肠胃炎、高血压、心脏病等等,很多种疾病就像约好的一样向她扑来,附在她身上,2006年终于瘫倒在床上,在滁州第一、二人民医院治疗,到南京军区总医院治疗,买贵重药、进口药均无济于事。她日夜躺在床上,疼痛难忍,而且只能一侧睡,经常半夜痛醒,有时痛得浑身发抖,满头大汗……”
        眼见她体重由100余斤瘦到不足70斤,仅剩下皮包骨头的架子。刘福安作为她风雨同舟的丈夫,对她产生了一种流泪心滴血的痛爱。他说:照顾好她是他义不容辞、责无旁贷的义务。他做好了让她躺在床上“安度晚年”的心里准备,他日夜守护着她、照料她。每天起床把饭弄好,就帮她梳头、刷牙、抱她到床前大小便,然后把饭菜端到床前,一口一口的喂她。有朋友对他说:你年纪大了,雇请一个人照顾她吧。刘福安说,雇一个人也在情理之中,也不是雇不起,而是觉得作为相濡以沫的老伴,由他来服侍,才会使她感到愉快,幸福。刘福安说:“这是任何人都替代不了的。朋友的话是关心我,我心领了。”
        果然,由刘福安亲自照料,他妻子的心情舒畅多了。一天她竟开心地对他说:“我福气好,国家花钱雇个师职干部来照顾我,一般的人哪有这样的‘待遇’呢。”
        刘福安的细心照顾,加上他妻子笑对人生的态度,奇迹发生了!他卧床近一年的妻子就在他们“金婚”即将到来的2007年8月3日(8月7日是他们的“金婚”纪念日),竟然站起来了!子女们得悉这个消息,纷纷从各自的工作岗位上赶回来,为他们举行一场非常难得的“金婚”喜庆。
        面对妻子的重新站立和盛大的“金婚”宴席,刘福安感慨万千,他伸出5个手指对我说:50年,他们风雨同舟50年,这一路走来是多么的不容易啊。感慨之余,他特写了一篇题为《金婚忆》的文章,刊登在2008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人生难忘一瞬间》第六卷。
        金婚喜庆不久,又一个奇迹发生了!他妻子竟然抛开了轮椅,渐渐地开始独立行走,慢慢地能自己穿衣、吃饭,大小便等,生活基本上能自理了。如今,她还能在他的搀扶下,在院子里散步,过得很开心。2009年和2011年他们家还先后两次被安徽省评为全省军休系统的“和谐军休家庭”。
        刘福安说:“老,是自然规律,如今,我们都老了,我们都是80开外的老人了。妻子脸上的红润少了,皱纹多了,光泽少了,褐斑多了,而且头脑不当家了,呈痴呆和半痴呆状态了,但是她在我心里,依然是当年一脸灿烂、靓丽、清纯的她。”
 
 
        采访即将结束,我们请刘福安谈谈他晚年除了照顾老伴外,其余的生活是如何安排的?这个话题一出,刘福安不加思索的说,他是“业余”时间就写文章。他说:老年人,尤其是他们这代老年人,大多饱经风霜,历尽千辛万苦,为国为家都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有的叱诧风云,有的顽强拼搏,有的刻苦钻研,有的默默劳作……即使是最普通、最平凡的人,也会有难忘的记忆和闪光的亮点。老年人能把自己难忘的东西写出来,对于充实老年生活和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都是有密切联系的。
        刘福安自豪地说,比较起来,他的一生还是丰富多彩的。他当过兵,打过仗,经历过建国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直接经历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接触交往过各种各样的人物,还游历过祖国的不少名胜古迹,目睹过各种各样的大好河山……
        他说:前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第二届世界老龄大会开幕词中就说过:“老年人是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中介,他们的智慧和经历筑成了社会的生命线。” 刘福安认为把自己经历的东西写出来,为历史,为子孙后代留下一点遗墨,总会有一定意义。
        有这个念头后,刘福安便感到自己又给自己找到了一份“工作”,计划、指标、任务逐渐完善了,即:什么时候写什么?怎么写?等等,都作了一定安排。然后就一篇篇地按部就班的写。这样做的结果,不仅丰富了他晚年的生活,又活动了他的脑子和筋骨,同时还是一种崇高意义上的锻炼。他说:通过把一个字一个字、一句话一句话组合成文的过程,不仅能使他开阔眼界,调整心态,同时又是老有所学、老大所乐、老有所为的实践,文章一经发表,还会给自己带来一定的成就感,从而体现人的价值,促使身心健康。
        退休后,刘福安一直持之以恒地坚持着他自己找的这份“工作”。到目前为止,论字数,他已有100多万字的作品发表和出版了。除出版了一本20多万字的“回忆录”外,他还为安徽省民政厅和安徽省“双退安置办公室” 先后在2007年和2009年举办的《我的军旅生涯》和“建国60周年征文”撰写了《停战前后》和《激情的回忆》,均获三等奖。他还为薄一波作序、原国防部长耿飚题写书名的《历史的回音》撰写了《难忘那年年三十》一文;为老领导60军原军长王诚汉上将组织编写并题写书名的《峰烟人生》(上、中、下三册)撰写了《怀念谢保昌首长》《怀念模范指挥员陈克难》等9篇文章。20多年来他还先后撰写了《千里夜行军》《突围途中的战友深情》《参加建国三十五周年国庆观礼》《无私功自高》《此生难报慈母恩》《恩爱夫妻永相伴》《深切怀念彭换新同志》《在党的哺育下成长》《许世友司令“传经”记》《参加三星颁奖典礼感怀》《军装情怀》《我心中的“丰碑”》《革命征程的起点》《战火中的青春》《难忘朝鲜房东》《抗美援朝战争中的180师》《忆我的好战友童志安》《萦回耳畔的歌声》《他不该被遗忘——深切怀念吴成德主任》《张连长的一堂课》《莫叹夕阳晚,更有彩寰红》《无限敬仰,永远怀念——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我到过“中南海”》《游卢沟桥感怀》《将军下连当列兵》等数十篇文章,绝大多数文章均获一等奖,其中《抗美援朝战争中的180师》《忆我的好战友童志安》《我到过“中南海”》《张连长的一堂课》等还被多家刊物转载。尤其是《张连长的一堂课》被《中华老年光彩人生》《回望军旅》等书转载外,2012年1月7日的《解放军报》又在第七版上转载了这篇文章。更重要的是,这些文章大都是抗美援朝和反映抗美援朝精神的一线资料,必将成为我国军史上不可磨灭、熠熠生辉的壮丽诗篇。
        刘福安告诉我:他最近又在写一篇《忘不了那餐饭》的文章,说的是他们连在担任攻打“949.2”高地战斗的前夕,吃的最后一餐饭的情景:他们连是主攻连队之一,谁都知道这餐饭后,立马就要开赴到潜伏区,生还的可能性极小,但同志们在吃这餐饭时仍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慨,谈笑风生……
        结果这一仗他们连虽打得好、打得漂亮,第一个冲上主峰,战后他们连荣获集体二等功,还出了个战斗英雄彭换新,20多个同志立功受奖,他本人也荣立三等功。但是他们连牺牲伤亡也最多,140多人,只剩下60余人。那餐饭上谈笑风生的同志绝大多数都牺牲了。他说:“我永远忘不了那一餐饭。”
        采访之余,刘福安拿出一本书递给我说:这本书是我写的,你看我把字都写了。这是他的自传《我的人生路》,扉页上已写上了“黄长江同志惠存、指正”字样,并落了款。83岁的老人了,刘福安思维还很敏捷,活络,而且还经常写文章。他现在给自己也定有写作任务:一年不少于3篇。他认为写写文章比打麻将好。他说:打麻将对健康不利,而写文章却能活动脑子和筋骨,是一种崇高意义上的锻炼。实践证明,常动脑是一付无形的良药。他虽然83岁了,但头脑还较清晰,精神状态也比以前好多了。早晚还能坚持走七、八里路,所有这些,归功于两个字,动和乐,所谓动则不衰,乐则长寿。
        刘福安是一位彻悟了人生的至尊老人。关于保重身体,他归纳有四句话:认认真真吃好每一餐饭,安安稳稳睡好每一晚上的觉,和和气气说好每一句话,快快乐乐过好每一天。我在崇敬他的同时,也祝愿他:一边以写文章为乐,一边注意保重身体,像他归纳的四句话一样,从各个方面保重好身体。
 
                   2015年11月21日初稿
                   2015年11月28日二稿
                   2015年12月13日三稿
                   2015年12月24日又再改稿
                   2016年1月定稿
                   2016年2月26日初校、29日二校
                   2016年3月1日三校、3日凌晨四校

            ——《中外名流》第15期访谈·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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