凸凹 本名史长义，1963年生，北京房山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北京文联理事、北京作家协会理事、北京评论家协会理事、北京作协签约作家、《散文选刊》散文排行榜评审专家、房山区政协委员，房山区文联主席。
创作以小说、散文、文学评论为主，已出版著作近30部。著有长篇小说《慢慢呻吟》《大猫》《玉碎》《玄武》《欢喜佛》等8部;散文集《以经典的名义》《故乡永在》《风声在耳》《书性与人性》等12部;中、短篇小说集、报告文学集和评论集多部，另发表有中篇小说《禀性》《字戒》和短篇小说《断指》《淘金》等50余篇，出版和发表作品近600万字，被北京市委列入“首都文艺人才百人工程”，被评论界誉为继浩然、刘绍棠、刘恒之后，北京农村题材创作的代表性作家。
凸凹现在很活跃，是著名的散文家、小说家、文艺批评家。
第一印象是那副宽宽的眼镜和镜片后的那双闪闪的眸子，是耽于思考的人所特有的。1985年即已出道文坛的凸凹，给朋友留下的就是这种印象，即使在全国200余家报刊发表文学作品千余篇(部)，成为北京市“德艺双馨”文艺家称号后，依然如是。
另一点是，凸凹极喜幽居，往往能够一个人呆呆地坐满一个整天，唯一可以与他相伴的是那一册册满屋的藏书。为了 “零距离”贴近，笔者翻读了被他20年前称为“耐读却不易读”的书——梭罗的《瓦尔登湖》。反复之后，明白了凸凹的不同旁人的解释：
我读完的时候，是集中几个夜晚，不做任何思索的通读一遍，然后再逐章逐段地沿读它。我发现，这是一种有益的读法：那贯通于整部书的神韵风味，在通读时，已有大概的领略，再作细部的品味，便不会陷入迷茫与偏激，便可以透过字纸而把握灵魂。这种把握，其实是一种自觉的寻求灵魂碰撞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思想的过程：梭罗给你的是一个指引，走出迷津，灵魂顿开，并启迪一生的却是读者本人。(《湖水寂寞》)
凸凹出席第七次全国作代会
性偏独处的凸凹每每是在研读着一册册“大书”，独享着阅读——应该是一次次“灵魂碰撞”般的喜悦。
正像大多数作家，凸凹嗜书。其旁证，是他给读者留下的一部部书话题散文集《游思无轨》《书性与人性》《书卷的灵光》。后者更是获得了全国大众读书会优秀书籍二等奖。
随下来，在其文化散文之后，凸凹又致力于抒情散文和农事散文创作，与彭程、祝勇等首创“新散文”畅行至今。
与凸凹的交往，始于20年前。最近的一次畅谈，凸凹由自己的散文创作纵论到北京文坛60年来的散文发展历程，其全新的理论视角令笔者侧目。
原来在三年前的2009年，凸凹依其多年的深思，为“新中国北京文艺60年”丛书完成了一篇题为《北京散文创作60年概述》的大文。文中，凸凹筚路蓝缕，戛戛独造，系统归结了建国以来首都散文创作的可人成果。他将北京散文创作的构成元素分作思想散文、抒情散文、乡土散文、书话散文、文艺散文、学人散文、新生代散文、随感散文、纪实散文和情志散文十种，进行了详细的阐释，十个方面的归纳，均站在了全国散文这一大的坐标系上进行关照与考量，廓清了诸如时代背景、思想脉搏、人文底蕴、精神走向、类别品相、写作主体、文体特征、创作成果和文学贡献。
文末，凸凹说：
北京散文60年的发展史，正是中国散文60年发展历史的大概。也因为散文最关乎思想经络与世道人心，又可以说，北京散文在60年的共和国思想史和民族心灵史上，也是一缕不可掩映的折光。
可谓一语见地，令人眼前一亮。
现代名学者、“明天社”、“未名社”中坚台静农先生人格耿介、治学严谨，文章书画造诣驰名至今。举凡楚辞汉乐、魏晋风流、唐诗宋文、明清小说，直至民俗神话、佛教故实，向以材料翔实、考证精审闻名。其《魏晋文学思想述论》开篇说：
汉朝末季的士大夫有两种人生态度，一是党锢诸贤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一是逸民的“遁世无闷”。这两种人生态度，看来是积极与消极正相反，而实相成。因为两者同时出发于儒家的人生哲学，又同是由于宦官集团的政治迫害而形成的。虽然，蒙其祸害的，不只是一部分士大夫，而是整个国家。
又言：
后人多喜魏晋人襟度，实因生值乱朝，不得已托迹老庄，故作放诞，有所逃避尔。
真是鞭辟入里，入目三分。正因话语不多，尤见先生用心体研之功。
怪不得今年3月25日，某书友在网上购得台先生名作《龙坡杂文》后，感喟：“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书是解药啊!”
与台先生弘论魏晋风度成因相比，凸凹之论及北京当代文学发轫经络的理论功底的师承显而易见，其苦心经营程度亦可见一斑。因此，他的文学评论《二十世纪中国散文的文化精神》《门外剧谭》获得北京市文艺评论优秀奖就应在情理之中了。
凸凹是敏感的，因为这样的作家必定内心丰富。
于是在其散文佳作迭出之时，凸凹把笔触转向了长篇小说的创作：
——因呼唤感情的自律和人格的崛起，使其作品“在不看重意义的年代有一点意义”，他成就了那部严肃的“心灵史”——《欢喜佛》。为此，作者曾“歌哭不已”;
——通过一次“残酷的写作”，他为读者留下了《正经人家》，帮助“那些生活在高处的人们”，通过悲悯，“穿透虚假的繁华、粉饰的排场和伪装的浪漫”，窥到了真实人性的微光;
——安心于做民间的写家，凸凹便以民间的立场、民间的视角写出了“乡土中国三部曲”：《慢慢呻吟》《永无宁日》《大猫》;
凸凹以为，“在近现代，以至于当代，有关土地题材，中国还没有诞生出一部像样的书”，为了填补“伟大的乡土叙事”之于中国文学的空白，作家动用三年的时间完成了以包容和悲悯为关键词的长篇《玄武》，2009年12月，在北京市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文艺作品评选颁奖大会上，被授予长篇小说优秀奖(一等奖);2011年8月，《玄武》入围第八届茅盾文学奖，标志着凸凹的创作跻身于全国文学创作一流之列;
……
凸凹获第四届冰心散文奖并发表获奖感言
作为一名作家，其文学成就往往在于其独创性。德国作家、美学家歌德对此有着极中肯的阐述:“现代最有独创性的作家，原来并非因为他们创造出了什么新东西，而仅仅是因为他们能够说出一些好象过去还从来没有人说过的东西。”如老舍地道的京韵，沈从文葱郁的湘西。
凸凹出生在京西深山小村，自幼即被纯正而特有的京西乡风民情朴实地滋养着，自然也就生发了独到的创作意识。第一次拿起笔时，他说：
……我们的目的，不在于让人们迷醉于乡土上固有的温馨，而是从中的一些深刻的自省，把自己的眼界放宽一些，走出“小垭”……走向更广阔的世界。(《两个人的风景》序)
在谈及他的《慢慢呻吟》时，凸凹讲：
我感到，我真正走上了道路，开始前进了。我得到了一种愉悦。简单，不是简化;单纯，不是单薄。因了简单与单纯，我可以更准确地表达生命的信息，变得更为有力量……(《寻找生的路径》)
必须承认，凸凹精心的文字水准，确定了其于首都以至国内文坛的位置，根基于其独创性的思维状态与严谨的写作态度。
1978年的夏天，侨居海外的已是年过七旬的著名学者周策纵先生回国访问，顺便想会晤一下国内几位红学专家，以便筹开一个国际《红楼梦》研讨会议。除了更老一辈的学者如余平伯先生之外，周老先生首先想到了周汝昌：
果然经过旅行社的安排，在8月22日，他(周汝昌)就由他的令媛月苓陪着到我住的旅馆里来会面了。一杯清茶，我们便一见如故地畅谈起来。我顺便把几年前做的一首小诗《客感》给他看。……汝昌读了便静静地说：你诗作到这样，我们是可以谈的了。于是我们一谈就谈了整个下午，还谈不完。(《弃园文萃》)
可以想见，那个下午两位老人畅谈忘归的情景是何等迷人。转回来看凸凹，他那喜悦般的独处也应是在寻找“可以谈的”人吧?
能与凸凹“可以谈的”，究竟是什么呢?
著名作家祝勇在《给堕落一个理由》一文中谈到凸凹的长篇小说《大猫》：
凸凹的敏锐处，在于他透过官场的表层，深入到潜规则的层面上。……从柯云路的李向南，到凸凹的陆大新，表明文学在进步，表明文学家对社会现实的拷问越来越深入。
可以看出，凸凹始终思考人类一个永久的话题——人生的终极意义。同时也就不难理解这部《大猫》能获得第二届“老舍文学奖”提名奖的理由了。
对于以写作为其终生享受的凸凹而言，反思与升华成为他作品备受关注的要素之一，而“故乡”与“人性”成为他作品中不可或缺的两大主题。
那么，凸凹在今年7月问世的散文集——《故乡永在》，是必须要提及的。该书中作者的《自序》里面的一段话为他的“两大主题”作了最有力的注释：
坦率地说，我的这部散文的写作，融入了我高度的文化自觉，它虽然立足于童年、过去和乡土，面对的却是成人、现在和城市，它试图揭示人与土地的关系、人性生成的路径和文明进化的得失——让不同的文明状态，从对抗走向更有机的相互融合，让不同的生存方式，从隔膜走向更内在的相互涵养。……其用意就在于……让人性的太阳蓬勃升起，让物化的迷雾最终散去。
凸凹与贾平凹在一起
《故乡永在》收文66篇，近35万字，所有文字均围绕“故乡”的“人与事”铺陈展开，每篇单独成章，而全书联结，又成为密不透风的有机整体，为读者展示出了一幅生动已极的京西风土画卷，而其背后更闪耀着一种金属般罕见的光芒——彻照出人性光辉的归属。
甚至文中不经意流露出来的只言片语，或许就能动人心旌。
如开篇《亲情满盈》中母亲所言：“叫得再响的大公鸡，也是卵孵的;脸子要是长得白，再混的水也洗得透亮。”真是明白的人生哲理;“咱现在是站在庭院里，眼前虽盈满了，却没有身后的山场，心里的妥帖，还得靠捡!”让人读来唏嘘。全文读罢，一位饱经忧患、悟彻人生的母亲形象跃然而出。
再如《生命同谋》中，父亲放掉了被猎到的狐狸，“因为他完全有能力战胜对手，但是在人与狐狸那个不对等的关系中，他尊重了狐狸的求生意志。在放生的同时，父亲也成就了他猎人的尊严。这一行为本身是渺小的，却有力地证明了，人与畜，究竟是不一样的：畜道止于本能，而人伦却重在有心。”人生哲理如斯。
其实，《故乡永在》中的许多篇什在未成书之前，就早已被众多媒体刊介，并博得方家赏识：《读者》发表了他的《人行羊迹》;《北京日报》发表了他的《山中师表》《明媚有福》;《十月》发表了他的散文《故乡永在》，旋即被《新华文摘》转载……
北京市怀柔区检察院的一位检察长深受凸凹《爱在爱中》一文感染，竟热泪盈眶。她在给报社编辑的信中说：
作者凸凹文中的父亲，是一辈子都居住在山里的普通农民，寡言、谦卑，但面对穷困，会说：命运不理会废话，沟坎不理会腿瘸，只理会不服软的人。当村支书期间，继承父辈老党员“清正”传统，努力做到“周正”。即使父亲晚年病魔缠身痛苦不堪，依然坚守着克己奉公的信念，尤其读到这样一段文字：“那时我已经有了一个官位，有了自己的专车、有了可以动用的人脉，便不顾一切地施以回报。看病的路上，父亲说，你能不能不用公车拉我，我一个普通农民，在这样的车上坐着，屁股底下会着火。在病房里，看着你进我出的探视者，父亲说，你能不能不让他们来，我只是你一个人的父亲，对旁人无恩。”多么朴实的话语啊，病倒的父亲依然是一座大山!作者遵从了父亲，当我读到“送他火葬的那天，我没有哭，因为内心盈满”时，我自己已泪流满面。
凸凹之所以能与读者发生共鸣，是因为在用“非理性”的传递方式将“表象”贴近人性的“真理”。
作家宁肯认为凸凹作品的价值在于：
这个坐在故乡土地上思考祖父的中年人，打通了与土地的最深刻的关系，成为土地道德与土地哲学的代言人。(《故乡永在》序)
应是确论。
为了读懂凸凹，这段时间，笔者除了《瓦尔登湖》外，对与“自然”相关的几部著作也进行了参读，无意中把苇岸的《大地上的事情》、阎连科的《北京最后的纪念》、阿来《草木的理想国》与凸凹做了“非理性”比较，竟得出了一个有趣的结果：
——梭罗关注湖水;
——苇岸迷恋大地;
——阿来情牵草木;
——阎连科致力家居;
而湖水、大地、草木、家居似乎都“单薄”了些，不比凸凹“故乡”显得大度。当然，简单的比较绝无孰是孰非之辨，但至少从中能觉出凸凹下笔的权重。
凸凹在《故乡永在》“跋”中说得明白：
回溯种种，不禁感到，故乡的伟大，正在于它那贫瘠的土壤上，不仅生长出足可以活命的大豆、小米和高粱，而且还供奉出了足可以抗拒外界诱惑而不迷失自我的大地道德。康德所说，我心中最敬畏的是两样东西：天上的星辰、大地上的道德律——他立论的基础，或许就在这里了。
反省一己人生，我很自信地说，有什么样的故乡，就会走出什么样的人。我之所以能在红尘遮眼、欲望乱神的情境之下，还恪守本真，不患得患失，一直本分周正地做人，正是故乡伦理的滋润，使我内心充盈，从容淡定。
因此，故乡对人的重要性就在于，它是一个人心智、情感、人性和伦理观念形成的起点，是立人的基础。
现在的凸凹，各种职务缠身：中国作协会员、中国散文排行榜评委、北京文联理事、北京作协理事、北京评论家协会理事、房山区文联主席等等，有人曾问过他的感触，他回应：
亦喜亦忧。喜的是好在都是跟‘书写’有关，不会牵扯自己太多的精力，这——应该是种幸运;忧的是‘在其位，谋其政’，文字这东西，弄不好，受害的不仅仅是一代人的事。
话音依旧平淡。
透过那副宽宽的镜片，眼神里闪动着的还是那束灵动自由的光。
2012年8月26日于京西双在堂
——《中外名流》第7期访谈·纪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