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深秋，我到江苏淮安参加“第七届漂母杯全球华文作家散文诗歌大赛”颁奖典礼，我作为散文一等奖的获奖者走上舞台，从颁奖者手中接过获奖证书和奖杯，全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在欢声雷动的礼堂里，我突然看到了坐在前排的周明老师，他微笑着朝我竖起大拇指，如烟的往事一幕幕在我记忆的荧光屏前闪现：

　　

 

　　改革开放以来，报告文学创作呈现良好势头，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黄宗英的《大雁情》《小木屋》、理由的《扬眉剑出鞘》《中年颂》等一大批优秀报告文学作品成为脍炙人口的佳作，我就是在读了这些作品后才走上报告文学创作这条路的。

　　五花八门的发奖会上，镁光灯对着作家一个劲儿地闪烁。人们只看到了作家的风光，可有谁知道编辑在这些优秀作品背后所付出的汗水？就拿家喻户晓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来说吧，作者徐迟和主人公陈景润我都打过交道，徐迟在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发奖会上给我颁发过奖状，而陈景润曾经是我的病人。这两个人都非等闲之辈，但他们都很内向，不善与人打交道。报告文学是六分跑三分想一分写，《哥德巴赫猜想》之所以能成为新时期报告文学的扛鼎之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采访的成功。徐迟这个不善辞令的作家怎么会采访得这么细呢？原来，在他的背后有一个无名英雄，他就是编辑周明。

　　我是在1992年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发奖会上认识周明的，当时，我是一个初出茅庐的获奖者，他是一个德高望重的编辑。他是陕西周至县人，两岁丧父，九岁丧母，他非但没有在不幸中沉沦，反而激起强烈的自强不息的勇气。童年的不幸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他凭着不懈的努力从穷乡僻壤考取了兰州大学中文系，以优异成绩分配到北京中国作协工作。我曾经和他一起奔赴浙江参加笔会，这次在江苏颁奖，我又见到了他的身影。

 

周明与徐迟

 

　　粉碎“四人帮”后，神州大地春潮涌动。新时期的文学究竟怎么写？《人民文学》编辑部的编辑们坐在一起集思广益。大伙儿觉得党中央号召全国人民建设四个现代化，搞现代化需要知识，需要知识分子，咱们应该写写知识分子。周明当时是《人民文学》杂志散文诗歌组的组长，他想到中国科学院里肯定藏龙卧虎，又听说有个叫陈景润的数学家攻克了哥德巴赫猜想难关，在国外引起轰动，便邀请著名作家徐迟去写一个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家。徐迟从武汉千里迢迢赶到北京后，周明满腔热情地与中国科学院联系。谁知人家并不欢迎，还泼了一瓢冷水：我们这儿又红又专的典型多的是，你们干吗非写一个走白专道路的人呢？

　　徐迟一筹莫展，周明绞尽脑汁找到当时的中国科学院院长方毅同志，苦口婆心地讲了要求采访陈景润的理由。方毅同志语重心长地说：“像陈景润这样的科学家在中国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应该大张旗鼓地写。”在方毅同志的关心下，中科院终于同意接受作家采访了。有了方毅院长的令箭，周明陪同徐迟兴冲冲地来到中科院数学所，找到了书记李尚杰。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这位转业军人出身的书记对科学家是如此爱护。他拿出几本所里的数学杂志递给徐迟和周明说：“你们来写科学家，真是太好了。你们先看着，我一会儿就来。”

 

周明与巴金

 

　　徐迟和周明翻阅着数学杂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徐迟无奈地冲周明耸了耸肩膀苦笑道：这些数学符号对咱们来说简直是天书啊！

　　门缓缓打开了，李书记领着一个又矮又瘦的男人走了进来，只见他穿着一件四个兜的蓝色中式棉袄，棉帽一个帽耳耷拉在脸前，一个帽耳翘到了天上。白衬衫一个角掖在毛衣里面，一个角露在毛衣外面。也许是深秋气温低的缘故，他的脸冻得红扑扑的。徐迟细细地打量着来人，李书记对徐迟和周明说：“这就是小陈。”

　　周明紧紧地握着陈景润的手介绍说：“你好，我是《人民文学》的编辑，我们请作家徐迟来采访你。”

　　徐迟向陈景润伸出了手，陈景润握着徐迟的手，眼睛却看着李书记说：“噢，徐迟，我知道，他是诗人，我读过他的诗。”

　　徐迟听说陈景润读过自己的作品高兴地说：“陈景润同志，我这次来是要写你。”

　　谁知陈景润却一个劲儿地说：“你们不要写我，应该写敬爱的华主席，写敬爱的叶副主席，写敬爱的邓副主席……”

　　徐迟说：“我要写数学、写科学家，请你配合我。”

　　陈景润说：“你写数学可以，但是不要写我，不要写我。”

 

周明与茅盾

 

　　碰上这样的主儿，徐迟没辙了，他后悔自己怎么冒冒失失地选了这么一个采访对象。周明不死心，冲徐迟眨了眨眼睛。李书记心领神会，对陈景润说：“小陈你先回去吧，徐作家和周编辑大老远跑来，我先安排他们住下。”

　　李书记带着周明和徐迟走进中科院招待所，安顿他们住了下来。当天晚上，周明连夜赶到时任《人民文学》主编的张光年家里，汇报了与陈景润的接触情况，并说明他是一个有成就的人，也是一个有争议的人。张光年主编听后果断地说：“好啊，这个科学家值得写，告诉徐迟一定要写好，下一期《人民文学》发头条。”

　　周明马不停蹄地赶回招待所，笑逐颜开地把主编的话传递给了徐迟，徐迟非常高兴。周明陪徐迟一道和陈景润交朋友，夜以继日地搜集资料，终于取得了陈景润的信任。徐迟问陈景润：“你最近在忙些什么？”

　　陈景润说：“最近国际数学学会要开年会，邀请两个亚洲数学家参加。一个是日本人，一个是我。方毅院长说我是大科学家，去不去让我自己拿主意。”

　　徐迟饶有兴趣地问道：“你去吗？”

　　陈景润说：“我考虑了几天，给大会主席写了一封信。”

　　周明问道：“你的信是怎么写的？”

　　陈景润说：“我写尊敬的国际数学年会主席先生：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中国人民要与世界人民友好。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我应该参加年会，但是台湾现在占据着国际数学学会的席位。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我们只有一个中国，如果你们驱逐了台湾代表，我可以考虑出席会议。”

　　听了陈景润的话，徐迟不由得一愣。这哪里是什么走白专道路的人讲的话，这分明是有政治头脑的人讲的话嘛！

 

周明与冰心

 

　　徐迟不仅采访陈景润，还大量地做外围采访，像华罗庚、沈元、杨乐、张广厚等老中青科学家，足足采访了几十人。那时候徐迟没有录音机，但他非常谦逊，无论走到哪里总是拿着笔记本认真记录。为了防止遗漏，周明也拿着采访本记录。每天晚上，周明都要与徐迟一道坐在招待所的床上核对采访笔记，研究第二天的采访提纲，商量怎么写。如果俩人记录的数据有误，则一定要当晚问出个子丑寅卯来。

　　半个月的采访使徐迟获益匪浅，有一天，徐迟听到了一个故事：“文革”期间数学所组织人马批判华罗庚，造反派丧心病狂地把华罗庚的几个学生押到台上，让他们排队轮流揭发炮轰华罗庚。陈景润最年轻排在队尾，快轮到陈景润发言时，他突然跺着脚走到造反派面前说：“报告，我憋不住了，要上厕所。”

　　造反派不耐烦地一挥手：“懒驴上磨屎尿多，快去快回！”

　　陈景润撒丫子跑出了会场，他并没有去厕所，而是一溜烟跑到了新华书店。轮到他发言了，造反派死活找不到人，厕所里也唱空城计，这才晓得陈景润金蝉脱壳了。陈景润躲在书店里看书，听到窗外的高音喇叭喊道：陈景润，你往哪里逃？你不揭发反动学术权威华罗庚绝无好下场！ 

　　这件事使徐迟非常感动，在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日子里，多少人昧着良心对同志下黑手，甚至夫妻之间都大动干戈，可陈景润却用自己独特的智慧坚守着做人的准则。徐迟觉得陈景润这个貌不惊人语不出众的人身上，有着一颗高尚的心。

 

周明与陈忠实

 

　　还有一次，陈景润在解放军三○九医院住院，“四人帮”的一个爪牙装扮成病号陪同他住在一起。俩人熟悉后，那个人劝他给江青写效忠信，他像一根犟木头似地就是不写。徐迟觉得陈景润这个人外拙内秀，表面上看起来很木讷，其实有鲜明的政治立场。深入生活使徐迟对陈景润产生了敬意，他悄悄地趴到周明的耳边，指着陈景润对周明说：“周明，我爱上他了！”

　　听到徐迟真诚而富有诗意的语言，周明的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作为编辑，他深知作家和主人公“相爱”有多么重要，二者只有真正交朋友，心心相印，才能捕捉到主人公心灵的闪光点。徐迟虽然不善言辞，内心却很有激情。他对周明说：“科学论文咱们读不懂，但科学家这个人咱们可以读懂。”

　　自从徐迟“爱”上陈景润后，他的采访顺利多了。他不负众望，以生花妙笔写出了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周明把稿子送到编辑部，责任编辑王南宁含着眼泪连夜编缉稿子。王南宁一审、周明二审、张光年三审，很快就刊登在下一期《人民文学》杂志头条，作品刚一发表便好评如潮，编辑部的电话被读者打爆了，读者来信装了一麻袋。这篇佳作当之无愧地获得了首届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头奖。这里既有徐迟出众的才华和澎湃的诗情，更有他对主人公心有灵犀的理解。周明像一个出色的红娘，把作者和主人公紧紧地连结在一起。

 

张光年、袁鹰、周明一道赴夏衍家看望夏衍

 

 

　　十几年前在中国科协和《十月》杂志召开的文学研讨会上，我作为作者做了一个《让文学和科学走进婚姻的殿堂》的发言，热情地称赞作家黄宗英为了写《大雁情》，不辞辛苦到秦岭的大山里摸爬滚打；为了写《小木屋》，冒险到西藏原始森林区采访素材的事迹，后来我才晓得是周明安排黄宗英到秦岭采访，陪同她到西藏体验生活的。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中国作协要求作家写一批科技精英。《哥德巴赫猜想》的成功令人振奋，《人民文学》杂志特意从全国请来徐迟、秦牧、魏钢焰、黄宗英、柯岩五位大腕，联袂撰写歌颂科学家的报告文学。周明和王南宁陪同五位作家住在科学大会代表下榻的西苑饭店，与科学家交朋友。望着会场上熙熙攘攘的人群，黄宗英寻思着凡是能被选来北京开会的代表都非等闲之辈，但这么多能人究竟写谁好呢？她不经意地翻阅着代表名册，心里敲着小鼓。突然，她发现陕西代表团有一个叫作秦官属的人，名字后面有一个括弧写着“列席代表”四个字。她很好奇，问周明这么多代表，怎么别人都是正式代表而她偏偏是列席代表？如果她不够格为什么又能列席？周明也百思不得其解，便拉着黄宗英、柯岩和王南宁来到秦官属的房间问个究竟。没想到黄宗英刚一开口问，秦官属就嚎啕大哭起来。她说她在大山里种草药，陕西省科委觉得她有成绩，而单位的人却反对她，无奈省科委就把她作为列席代表推荐上来，因为列席代表无需经过单位同意。作家的职业敏感使黄宗英敏锐地意识到这个人有故事、有委屈，她斩钉截铁地对周明说：“我就得写这种人。”

 

周明与黄宗英在西藏采访

 

　　黄宗英跟陕西不熟，而周明是陕西人，他立刻帮黄宗英买好去陕西的火车票，又给陕西省科委打电话，用家乡话与人一拉呱，马上与老乡拉近了距离。人家问他有什么要求，他说请你们安排人到火车站接站。在周明的安排下，黄宗英和秦官属一路乘火车来到了西安。黄宗英跟着秦官属来到了秦岭的大山里，亲眼看到秦官属对事业的执著和农民对她的热爱。她和秦官属睡在一个土炕上，同吃同住无话不谈，恭恭敬敬地拜秦官属为师学习植物学，秦官属不再把黄宗英当成一个作家，而是当成一个大姐。她含着热泪向黄宗英敞开了心扉，黄宗英一边记录一边掉泪。她满怀激情一气呵成写出了名作《大雁情》，获得了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

　　黄宗英的另一篇报告文学《小木屋》也是周明做责任编辑。那是80年代初期，中国作协首次组团去西藏访问，黄宗英是团长，周明是秘书长。他们在西藏天南海北转悠了一个月，日喀则、拉萨、山南、那曲都跑了，深深地被西藏高原独特的魅力所折服。朝夕相处，大伙儿混得很熟，开玩笑互相起了个藏族名字。黄宗英的藏族名字叫宗英卓玛，周明的藏族名字叫阿明旺堆。天渐渐冷了，他们决定返回。可飞机票非常紧张，周明求爷爷告奶奶托西藏军区的人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买到了机票，可就在启程的头一天下午，黄宗英突然对周明说：“周明，我不走了。我刚才在招待所碰上个熟人，我想跟她一起到林区去。”

　　周明焦急地问：“宗英你发什么神经，你说的熟人到底是什么人？”

　　黄宗英说：“她叫徐凤翔，是南京林学院的植物学教授。我听过她做报告，她是半年在南京教书，半年到西藏林区。她昨天刚进藏，刚巧我可以跟踪采访。”

　　周明开玩笑说：“你是团长，咱们这个团来时一起来，返回也要一起走。团长怎么能把团员甩了呢？”

　　黄宗英坚定地说：“你是秘书长，你替我代理团长职责，我决定的事情谁劝也没有用。”

　　周明板起了脸：“宗英，你知道我为了买机票求了多少人，西藏军区的人又费了多少劲吗？拉萨到成都只有这一趟飞机，你不回去我还得求人再退票，怎么能这么随便麻烦人呢？”

　　黄宗英执拗地说：“周明，你就理解我吧，我必须进去。”

　　周明知道黄宗英的脾气，只要她认准的事情，十头水牛也拉不回。他说：“明天早晨我们上飞机，机场离驻地很远，你就不要起来了，这是高原，你千万要注意安全。”

　　第二天早上，当访问团同仁乘车时，黄宗英拿着一叠信递给周明说：“我写了几封信，请你到北京后帮我寄走。我找不到浆糊封口，你不许看啊！”

　　周明一看信封，有写给黄宗江的，有写给童大林的，还有写给上海文艺出版社的。他把信揣在兜里，到了成都，他实在忍耐不住强烈的好奇心，就打开了她给哥哥黄宗江的那封信，发现写的是遗书：

 

亲爱的大哥：您好！

　　我跟随植物学家徐凤翔到西藏林区采访去了，那里人烟稀少，有蛇、还有熊瞎子。听说熊瞎子在人面前一挥掌，人的脖子就断了。可我写报告文学必须采访，我进林区了，万一出了事，请您有个思想准备。

                                                                                                                              小妹：宗英

 

　　看完信，周明的心不由得揪了起来。他既为黄宗英的敬业精神感动，也为她的安全担心。回到北京，一连半个月没有黄宗英的消息。周明像热锅上的蚂蚁急得团团转，他气喘吁吁地跑到邮局，发了封电报到曾经住过的部队招待所：

 

　　宗英：你在哪里？请告诉我。《人民文学》周明。

 

　　此时此刻，黄宗英跟随徐凤翔正在西藏林区采访。西藏高寒缺氧，黄宗英既要对付高原反应，又要采访记录，还要策划结构，其甘苦可想而知。功夫不负有心人，因为采访扎实，写作用心，她的报告文学《小木屋》写得生动感人，再次荣获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

　　我对黄宗英六十年代写的报告文学《小丫扛大旗》里的一些细节至今记忆犹新，这篇佳作的责任编辑也是周明。为了帮助黄宗英写好作品，周明亲自跑到上海黄宗英家，与黄宗英、赵丹一道商量怎么写活这些人物。黄宗英是演员出身，习惯性地想到演员的亮相，她想一开始就让主人公亮相，把人物性格写出来。周明绞尽脑汁想点子，赵丹也出了不少主意，光一个开头三个人就讨论了十多遍。正是有了周明和赵丹组成的智囊团做后盾，黄宗英一鼓作气写出了《小丫扛大旗》，这篇报告文学还受到了周总理的表扬。

 

 

　　周明是中国散文学会名誉会长、中国报告文学学会顾问，先后担任过《人民文学》常务副主编、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散文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作协全委会荣誉委员。现在在中国像他这样敬业的编辑真是凤毛麟角。他为人善良,广交朋友,从不拉帮结伙,陈忠实是他的乡党兼朋友。他的照片有与巴金、冰心、茅盾的合影，也有与台湾作家柏杨的合影。他最大的优点是心态年轻，待人诚恳，平易近人。浙江笔会上我这个小字辈没大没小地跟他开玩笑，现在想来都觉得对不起他，可他总是善解人意不急不恼。爬山时姑娘们问我周明多大了？我说你们猜呢？她们说四十岁，我说你们猜得很准。身边的年轻人向他求字，他总是有求必应。周明善于团结作家，在他的身上，闪现着编辑高尚精神境界的火花。

　　一个好编辑不仅能够为刊物抓来好稿，而且还能为国家赢得荣誉。一天，台湾著名作家柏杨的妻子张香华给他打来电话，商量周明代表中国现代文学馆到台湾接受柏杨捐赠手稿文物事宜。周明和柏杨夫妻相识逾20年，相当熟知柏杨的写作历程。周明供职的中国现代文学馆硬件设备非常新颖，馆藏与研究推广条件符合国际标准，又有政府的大力支持，经过再三考虑，柏杨决定把部分狱中手稿、读者文友书信，书桌椅、笔和镇纸、受访影音记录等近千件手稿文物，捐献给中国现代文学馆。柏杨一生著述颇丰，除了柏杨版的《资治通鉴》外，《中国人史纲》被列为对社会影响力最大的十部书之一，其中《丑陋的中国人》在当代华人世界流传甚广。周明赴台举办柏杨手稿文物捐赠仪式，必将吸引众多华人的眼球。

　　周明对作家非常扶持，我的长篇报告文学《中国动脉》《五环旗下的中国》《珍藏世博》《中国看守所调查》《西望胡杨》开新闻发布会和研讨会，周明总是及时赶到会场为我打气。2012年夏天，《中国看守所调查》在北京市公安局监管局大礼堂召开新书发布会，上午9点开会，8点钟周明就给我打电话说他已经到了，周明老师住在北四环，而开会地点在东南五环以外的豆各庄，他生怕路上堵车迟到，硬是早晨6点起床，大清早就出发，提前一个钟头赶到会场。我这个作者都没有赶到，他就先我而来，怎么会不令我感动呢？那天发言时，我激动地向全场听众讲了这个故事，大家热烈地鼓掌，向一个优秀的老编辑致敬。

　　我认识周明有24年了，在我的心目中，他不仅是一个高明的编辑，而且是一个作家的挚友，一个文化的使者，一个文学的朝圣者，一个作者的守护神。

　　在社会的转型期，在信仰缺失、一切向钱看的年代，更应该呼唤文学的真诚，更应该提倡编辑和作家联手，用心写作。作家要知道自己的斤两，要时刻牢记是编辑岗位上，这些人梯扶持了我们，我们才可能有作家的辉煌。——《中外名流》第16期人物·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