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同吾 中国作家协会研究员、中国诗歌学会名誉会长、国际诗人笔会秘书长。多年在高校中文系执教，1983年调中国作协创作研究部专事诗歌创作的宏观研究和诗歌评论，主要著作有诗评诗论集《诗的审美与技巧》《诗潮思考录》《诗的灿烂与忧伤》《沉思与梦想》《诗的本体与诗人素质》《枣树的意象和雨的精魂》《青铜与星光的守望》以及小说集《听海》，散文集《哲学的白天与诗的夜晚》，随笔集《放牧灵魂》等，多次获全国优秀图书奖。
少年时代已经很遥远了，记忆却是美丽而隽永的，像薰风春雨一样拂润着我的心灵。
1952年我考入北京四中，这是一所在全国享有盛誉的学校，恰如我在一篇回忆录中所写过的：“这里有许多优秀的教师，他们既有广博的知识，又有学者的风范，他们的职责，并非是一般意义上的‘传道授业解惑’，而是引导我们怎样做人，怎样把握自己，怎样认识世界。”记得图书馆的藏书是丰富的。我开始读普希金的抒情诗和惠特曼的《草叶集》，也读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和曹禺的《雷雨》。十四岁，站在青春的门槛，窥探人生和世界，内心充满了梦幻，渴望着建树，而文学作品正在我们面前铺展了一片奇异的天地……一个天真而诚挚的愿望在心中萌生了——我要成为作家，描绘大地春色，揭露人间不平。可贵于斯，可笑于斯，我真的如此自命自诩了。
翌年秋天我们升入了初中二年级，新的班主任兼语文教师是曹叔颖先生，我们怀着各种复杂的心态，等待着她。上课铃声响过，教室立即安静下来，我们把目光汇聚于门口。曹先生走进门来，站在讲台后面，微笑着。我们全体起立，向她鼓掌致意。当她开始讲课的时候，我在认真地端详着她：40多岁的年龄，中等身材，瘦瘦的，头发微微卷曲，但两鬓已有银丝，穿一身很整洁很朴素的蓝制服，略微斜睨的眼睛颇为莹亮。她说话的声音不大，并非抑扬顿挫；字却写得极大，挥洒之间便写满了黑板。字，是语文教师的门面，孩子们总是从新老师的第一行字，来评判他的才华。曹先生给我们的第一个印象可谓貌不惊人语不压众，而她的字竟毫无女性的娟秀温婉之气，我在想：这位新老师是从哪里调来的？她会教语文吗？学校不至于请一位家庭妇女来任教吧？
少年人的浅薄与唐突，或许是可以谅解的。下课以后我们像一群猴子似地围拢到讲台前，我第一个发问：“您是从哪个学校调来的？”
“我这几年在家里……没教书……”
真是个家庭妇女！这回算完了……
不信任感是雾幛，迷失了通往心灵的道路。在课堂上她讲了什么，在班会上她讲了什么，我根本没听。
在作文讲评课上，她把我的文章拿出来分析，说构思新颖描绘生动。但我并未感到欣喜。因为我早已习惯，仿佛谁教语文也不能例外。明星闪烁，可并非你有什么慧眼去独识。
平时偶有接触，我问她：“曹先生，您喜欢谁的诗？”
“我喜欢杜甫。”
我心想，你可能就知道诗人中有个杜甫。于是接着问：“您喜欢雪莱和拜伦吗？”
曹先生笑笑，很亲切地说：“也喜欢，年轻时候是陶醉的，现在有点淡漠了。”
我的思路沿着我的心理轨迹发展：什么淡漠了？你未必知道雪莱和拜伦是哪国诗人。
现在该她问我了：“你读了些什么书啊？”
我罗列了一堆外国作家的名字。
她说：“不错。不过我建议你多读点中国作家的作品。要想真正懂得外国文学，必先懂得中国文学，否则难以融化、难以吸收。”
我礼貌性地点点头，当时并不理解这话是多么深刻。
她又问我：“你读书有计划吗？”
“没有，碰到什么读什么。”
“这也好，没有广度就难有深度，少年时代是需要广开眼界的。但不能放任太久，以后要有意识地集中读点东西。”
我还是没有领悟这话所包容的认识规律，也没有改变对她的看法。有一天曹先生提问预先布置的课文段落划分，正巧叫我站起来回答，由于没有准备，我便信口胡说一气。曹先生现出不悦的神情，严肃地说：
“不对。二分。”
当时，二分是不及格；而每堂课都随时提问，随时记分，每个学生有一本记分册，放在课桌右角供记分之用。每周由家长阅后签字再交班主任……看来情况有些严重了。
成绩宣布以后，前排同学就扭过头照例来取我的记分册，却被我按住了。我仰脸问曹先生：“分段还有死规矩吗？只有您讲的是唯一正确的？”
先生把脸一沉：“是的，没有死规矩，但灵活性不等于随意性。一篇文章分成几段是内容决定的，也是作者思路决定的，是有内在规律的。让你们去分段而不是由我先告诉你们，是培养和锻炼你们认识这种规律。”
我不服，欲继续狡辩。先生宣布课后再谈，她按捺着，讲新课了。
事后自省，觉得明知错了，为着维护自己的面子却一任嘴硬，这……下午课后，我走进语文组办公室，低头站在曹先生的桌边。先生搬来一把椅子让我坐下，没再提及课上的事，而是说：
“我们早就该认真地谈谈了，从我们接触之日起，你就觉得我这个平庸的教师难以培养你这个天才的学生。”
“不，先生，我没这么想……”我言不由衷。
她笑笑，继续说：“你的眼睛多次流露出这种情绪了。你还不会隐瞒。应该承认，你有很好的素质，我教过不少学生，我会鉴别。”
我暗想：你不是家庭妇女吗？在哪儿……
“但素质不是决定一切的。我相信，如果你有个正确的做人的态度，有个严肃的治学的态度，将来你会有成就。许多有才气的人，毁于骄傲，毁于自满。你想过吗？知识像海一样无涯无际，但你获得了多少呢？你读过几本书？像刚长羽毛的小鸟儿，你见过多大的天！我本人没有成就，不足挂齿，但你目前距我这点水平还差很远，将来你若有兴趣，同你谈雪莱和拜伦，谈李白和杜甫，谈《离骚》和《史记》。文学之路是漫长而艰辛的，‘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我希望你超过我们，但‘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也。’希望你能登上高山，去瞭望世界；亲临深溪，探寻知识。古人说，‘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希望你一点一滴地去积累，有千里之行，有大海之阔。”此后经年，长久思之，确感受益终生。我常想，教师的话不可能每句都是金玉掷地，就连古今“圣人”，也不会“句句是真理”，但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她能帮你开启智慧之门，引导你走向通往真理的道路，她是值得你永远敬重和感念的。
张同吾诗书巡展在石家庄启幕。省委常委、宣传部长艾文礼（左一）在省作协党组书记魏平、副主席李延青陪同下参观展览
我同曹先生接触多起来了，从她口中和别人那里，了解到一些她的经历，先生16岁毕业于北京女一中，20岁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后来同著名学者、古文字学音韵学专家程金造教授结婚。北京沦陷后她们不屈服于日寇，跋涉千山万水到了祖国的大西南，与民主斗士闻一多等人同执教于“西南联大”，曹先生开中国古典文学课。抗战胜利后返回北京。程先生潜心治学，曹先生为之料理家务，有几年不曾工作。曹先生文学根底坚实，尤对先秦文学造诣很深，直至中年她尚能背诵全部《史记》，这确实令人惊叹折服。当我略懂一点书法美学之后，方知她的字毫无闺阁之风艳俗之气，竟是这般遒劲苍朴……
周末的夜晚，我常登门造访。她的书房简直是书的世界，我们在书的环护中畅谈，案头一杯清茶，窗外一弯明月，我在诗的境界里悠然陶然；上下几千年，纵横几万里，我在知识的旷野上恣意驰骋。春夏之交，我陪她在北海公园散步，有时我们租一只小船，先生坐在船尾，我轻荡双桨，船头的剪开平静的水面。我望着水光山色，我望着蓝天白云，听先生讲诗词的意境和作家的趣事，感触到诗的温馨。
班上的事，她只出点主意，放手让我们自己去做。初中最后一个除夕晚会，我们倡议搞得隆重一点，以宣告向青春年华的跨越。曹先生很赞同并解囊相助。40多个小伙子，心灵而手不巧，我们向校外朋友班的姑娘们求助。她们给我们做了五彩缤纷的花环，又搬来许多小松树，把教室变成了童话的世界。姑娘们同我们一起用歌声和欢笑除旧迎新。当曹先生冒着风雪来到教室的时候，我们热烈地向她鼓掌，一张张美丽的贺年卡递到她的手里，一杯杯红葡萄酒举到她的面前。先生微笑着，沉浸在欣慰里，沉浸在幸福里，脸上浮现着红云。元旦钟声响了，新的一年从风雪中走来，我到广播室去向全校师生朗诵我写的《新年献词》。当我重回教室时，同学们又向我鼓掌。我羞涩地对曹先生说：“写的不好。”先生拉着我的手说：“好，确实好！这么有激情，你会成功的。”在这样美妙的时刻，在这样动人的氛围里，我的心像点燃的火炬。
曹叔颖先生作为我的班主任和语文教师仅仅两年，但她的音容笑貌永刻在我的心中。她的道德文章我都引为典范。正如我对她所说的：“您永远是我的老师。”正如我在赠她的照片上所写的：“我对您永远感念。”
人生的际遇常常有戏剧般的巧合。1961年深秋，我在北京师院中文系四年级读书，教育实习开始后，我正巧被分到四中，又正巧分到高一（三）班，我们这组的指导教师竟正巧是曹叔颖先生，又回到了母校，又回到恩师的身边，这该是怎样的兴奋啊！楼边小杨树，已是浓荫遮日了，我以教师的身份走进昔日读书的教室，一股热流在胸中冲荡。当我见到曹先生的时候，还像当年那样向她鞠躬，先生却只仔细地端详着我……先生一如从前，还是那件黑呢外衣，还是那条深绿的头巾，但头上增添了白发，走路也迟缓了。我说：“又让您手把手地教我了……”她说：“不，你们年轻，思想新知识新，我得向你们学习。”
我要讲的课文是《明湖居听书》（《老残游记》片断）。描绘的是黑妞白妞说书的神色声貌。曹先生曾简要地辅导了我。我是第一个登台的，四中实习组的全体师生、在附近中学实习的同学以及师院的领导都来听课。我站在教室门口向里扫了一眼，只觉黑压压一片。曹先生最后一个走进教室，她来到我面前时，微笑着，轻轻地说：“别慌，你一定能讲好的。”上课之后，我按着事先准备的内容侃侃而谈，新教师往往把备课视为“背”课，几乎把每一句话背下来，我这个人疏懒惯了，或许是自信惯了，写了个授课提纲便来登台。讲着讲着，竟把黑妞和白妞弄颠倒了。当我发现时，感到全身的血往头上冲撞，但立即稳住了阵脚，做了更正。在评议会上，曹先生对我们每个人的课都进行了分析，最后谈到我。看得出来她很激动，虽然她的声音依然是平稳的。她说：“大家知道，他是我的学生，而且是我很喜爱的学生。因此，我的评价难免有偏爱之处，请各位批评指正，”接着，她详细分析了我的优缺点，在谈到关于黑妞白妞讲颠倒的问题时，她说：“任何一位教师都难免有失误，关键在于怎样对待失误、怎样处理失误。张老师当堂及时地做了纠正，这说明他有实事求是的精神，有对学生负责的精神；在更正的时候教态自然，表现得很稳重很老练，对于新教师这是难能可贵的。”在我的实习鉴定上，她称赞我“对语文分析细致而深刻，语言准确生动，教态自然从容，能够独立地出色地完成教学任务。”我深觉当之有愧，然而，她的话里却包容着老师一颗拳拳之心。人生祸福是有规律可循的，凭着这篇业务鉴定和优秀的政治鉴定，我大学毕业时分派到远郊区，首先被通县师范挑选了，方有机缘与欧阳中石先生和其他优秀教师同台执教，才受到他们的薰陶和启迪，才让我以坚实的步伐走上文学之路和人生之路。人生，没有前因，哪里有后果呀！
生命之树又增添了二十圈年轮。1981年暮春，我正在大学中文系执教，我带着我的学生们来到四中参加教育实习。教学楼里静悄悄的，我迈着轻轻的脚步，走进了这间熟悉的教室。孩子们已经放学，落日余晖从玻璃窗上斜映进来，给明丽的空间平添了静谧。这是我当年读书的教室，我就坐在这里，睁开童稚的目光瞩望宽广的世界；这是我当年讲课的教室，我就站在这里，向青年们打开知识的宝盒，让他们领略千般奥秘。今天我又来了——重温旖旎的梦幻，又是重新理解生活的意义：我曾在这里沐浴甘霖，我曾在这里点播种子，我又来这里收割欢乐，一间小小的教室，竟成为人生的浓缩。
曹先生早已退休，我曾到她家中看望。
还是这间朴素的书房，还是昔日的陈设，然而三十年弹指一挥间，这让我感慨，也微带着一点感伤。先生七旬开外，精神尚且健旺，这又给我极大的慰安。她说：“时能见到你的作品问世，有说不出的高兴，现在看书吃力，难以阅读长文，能看到你的名字我也高兴！”
嗣后我便离开了高校讲坛，专治于文墨。但愿我能有些许长进，以不负先生教诲之恩。今天，我以满怀诗般的温馨，将我的敬爱和感念奉献于先生面前，祝愿她健康长寿，颐养天年。1988年夏
作者向艾文礼部长赠送书法作品
踏入四中校门
名人未必都出自名校，但名校却培养了许多名人，这是因为名校必有名师，必有优秀的精神传承，必有高品位的文化熏陶。北京四中是誉满全国的名校，在101年漫长的岁月中，可谓群星灿烂。各届学子回忆在四中求学的时光，无不珍惜那种神奇的知性启蒙和心灵滋养。
一
有件趣事，1986年参加第三届全国新诗评奖的评委们居住在北纬饭店，艾青、臧克家、冯至等诗界泰斗都是评委，我作为晚辈学人也添列其中，可与这些大师们欢谈。有人提议请大师们为我们几个晚生各赠一幅墨宝，我们便以年庚为序殷切等待。我走到冯至先生面前，要求首先为我书写，我对谢冕教授说：“你虽然长我8岁，却是冯先生的弟子，而我却是他的同学。”谢冕愕然，年差30多岁，同学从何说起？冯至这位被鲁迅称之为“中国最优秀的抒情诗人”，1921年毕业于北京四中，我是1952年方进入四中的校门，算是校友，攀称同学虽是戏言，同道们也投来艳羡的目光。
回忆在四中度过的时光，我迄今都感奋不已。
四中的校门是1915年兴建于西什库后库，1925年改建后更显中西合璧的风格。在1966年之前，北京历史悠久的中学，大多男女分校，四中也称男四中，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四中这座朴素而庄严的校门，让太多的人神往，因为走进它就意味着走进一种境界，走进一片滋养知性的净土，走进开启智慧的摇篮。
但是考上四中是件很难的事，我们这届初中一年级共有500人，分在十个班，其中有100名是全市重点小学保送生，自然都是精挑细选的优等生，不但学习成绩突出，而且大多是各所小学中的“头面人物”，其中少先队大队长就有几十人。除了保送生剩余400个名额是通过考试择优录取的，而考生竟有4000之众。那时每个考生可报八个志愿学校，又不限区域，河北省各县也多有考生把第一志愿报考四中，这样入选比例是10：1。
夏日炎炎，坐在考场里全神贯注小心翼翼地审题作题，虽大汗淋漓也顾不上擦拭，走出考场如释重负，面对蓝天白云重重地呼了一口气，同学相遇三五人凑在一起第一要务就是相互“对答案”，算术和语文几乎都没有什么错误，自我感觉良好，然而考生多就意味着排列名次的密度大，如果错了一道题，就会向后错位几十名甚至上百名，所以心中仍是无底。在忐忑不安中度过了一个月，这是自上小学后最不安宁的暑假了，有时也和同学们去踢球，坐在球场边休息时，或走在回家的路上，最集中的话题就是揣摩能否考上四中，如果第二志愿、第三志愿、第四志愿，八中、十三中、三中、三十五中、一中，如此排列，就相互询问那些学校到底如何？谁也没有信心，就一定考上四中。
大约经过一个月的心理煎熬，七月底或八月初发榜，早已被告知全市各中学的榜文刊登在当天的《光明日报》上。天一亮，顾不上洗漱，也没吃早点，骑上姐姐的女车，就风驰电掣般飞向光明日报社去买报。我骑自行车的技能极高，没有人教我学骑车是无师自通，上小学二年级时，每有客人来访，我就在自家的小四合院内推着他的车玩儿，只有会骑车的人才会推车，否则一定东倒西歪，扭扭撞撞，推得圆熟之后就想骑上去，我才八岁个子小骑不到座子上，就把右脚伸在大梁下掏着骑，在小院里飞快地旋转，像马戏团演员似的。父母不允许我骑车上街，怕有危险，久而久之，我也磨蹭妈妈允许我“骑”车到平安里干爹家去玩，好在只两站地，也便默许了。我的车技炉火纯青，二十几岁时可以骑在车上“定”在那里纹丝不动，迄今仍可骑一辆推一辆穿街过巷，遇到红灯就“定”在那里，无需单脚踏地。当年西长安街尚未拓宽，光明日报社在西长安街北侧离西单不远，是一座三层灰色小楼。从西四到西单三站地，几分钟就到了光明日报门前，把自行车一扔，就向人群中挤，买到一张报纸，目光躲开一、二、三中，从四中榜首向下扫瞄，在中间部分果然看到了我的名字。我站在马路旁一遍一遍地看，接着又找到了母国政、郑巨川、高博禹，我又骑上车飞快地回到家中，向父母和姐姐报告喜讯。这次父亲脸上终于绽开笑容，说了一句“你和你姐姐都不错”。其潜台词是，你在男四中，你姐姐在女一中，都是北京顶尖的中学，做父亲的感到荣耀，但他总是不张不饰，讲什么总是淡淡的，他不喜欢轻狂。
二
走进四中的校门，我便以朝圣般的心情远远地仰望着刘景昆先生和张子锷先生这两位大师的身影，刘先生是偏高的身材，夏天也穿棉袍戴棉帽，走路慢悠悠的。他教高三化学，我们同他没有接触，听高年级同学说，他关于化学的专著，从40年代初就成为历届高考生必读的重要教材；张子锷先生是物理教师，高高的个子，白皙的面颊，戴一副近视眼镜，似乎不苟言笑，有平和方正之状，他的物理学专著，同样为几代考生悉心研读。两位先生分别是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他们仙逝之后在四中校园里矗立起两座铜像。语文教研组的组长是向锦江先生，同样为学生们所仰慕，他高大魁梧，浓眉大眼，一生独身直到92岁去世,秋天出入校门着一件风衣，冬天穿呢大衣，他总是衣冠整整，风度翩翩,一副大知识分子的模样。学校有许多课外小组，我参加的是文学组，向先生任指导教师，主要活动内容是系统阅读文学名著，大家谈心得体会，向先生做归纳总结式的讲话，以深化我们对名著的理解。他还为我们邀请老舍、艾青、周立波、张天翼、金近等大作家来讲座，每次讲座，就在一间教室内，我们围在大师的身旁亲切交谈。这实在是一种难得的幸运，一所中学的文学小组能听这些名载青史的大家讲座，几乎是绝无仅有的现象，因此我们对向先生也格外崇敬。我同先生的接触是在后来，我考入北京师院中文系时，先生早已调入师院，是主讲文艺理论课的教授，我是科代表，他知道我是四中毕业生便格外亲切。那时上课只是应付考试，谁也不敢做深入探究，更不敢同老师们有更多接触，怕扣上“只专不红”，“走白专道路”，这是一种很可怕的政治概念，“专”，就是指专业、专家，必然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充其量是“团结”对象而不是“依靠”对象；“红”就是进步，革命、靠近党。当然，就我的性格而言，并不很怕人家说我“白专”，不靠近老师人们也觉得我不进步不靠拢“组织”。那时候，整天大炼钢铁、下乡劳动，有多少时间上课读书啊！待到了历史新时期，80年代中期文学创作活动方兴未艾，向锦江先生应邀任北京作协理论委员会主任，我是副主任，共同出席各种学术会议，才有机缘更多接触.感觉他是典型的知识分子，对于探究学问一丝不苟，对论文的要求不仅要立意新颖，论据充分，材料翔实，而且要字斟句酌，准确生动。四中的名师云聚，仅就教过我们的音乐教师凌青云先生，化学教师罗宝贵先生、地理教师汪含英先生、数学教师汪秀娟先生等等都是一代名师，教体育的韩茂富先生、吴济民先生、迟文德先生，分别是篮球国际裁判和足球国家裁判，还有一位年长的体育教师在年轻时曾荣获亚洲运动会万米长跑第二名，听这些教师讲课真是如沐甘霖如浴春风，而语文教师曹叔颖先生，以她的慈爱和学养，深刻地影响了我的人生命运，我曾写过一篇长篇散文《献给你诗的温馨》，表达了我对她深深的敬仰和怀念。
三
小学毕业时，最后一篇作文命题是《我的理想》，我写的是想当作家，考入四中报到后就办理借书证，从此我如饥似渴地阅读文学作品，无人指点，就随心所欲。其中借阅最多的是俄罗斯19世纪文学大师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等人的名著，也包括高尔基的人生三部曲，囫囵吞枣走马观花似懂非懂，但也领略到异国风情和异国文化。当时正畅销热谈《卓娅和舒拉的故事》，表现了在卫国战争中英勇就义的女英雄卓娅和他的弟弟成长的过程，成为一代人学习的榜样。还有一部名著是苏维埃时期的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名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他成功地塑造了保尔·柯察金的英雄形象，我一遍又一遍背诵他的名言：“人最可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当他临终时就能够说：我将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这句名言就成为我和许许多多青少年的座右铭，我把它抄在纸上压在写字台的玻璃板下，时时看也时时激动不已。这一切都潜移默化地铸造了一代人的人生观念和价值取向，几乎每天都处于兴奋之中。
我阅读最多的还是诗歌，普希金、莱蒙托夫、 涅克拉索夫、马雅可夫斯基、伊萨柯夫斯基的诗，我都反复朗读，我一年四季不戴帽子，为了朗诵马雅可夫斯基的《向左进行曲》，还特意买了一顶鸭舌帽，模仿他的身姿和神态。其实我并不晓得这首诗创作的时代背景和心理背景，也不懂它的思想内涵。我只是喜爱这一种一往无前的气势和澎湃的激情！当然，我最喜爱的诗人还是普希金，《再见吧，真诚的槲树林》《给黛丽娅》《假如生活欺骗了你》《夜莺》《纪念碑》以及长诗《茨冈》,我都如醉如痴一遍又一遍地朗读，尤其是《致察尔达耶夫》和《致大海》我曾多次在同学联欢会上朗诵：
再见吧，自由的元素！
这是你最后一次在我的眼前
滚动着蔚蓝色的波涛
和闪耀着骄傲的美色
好像是朋友的忧郁的怨诉
好像是他在别离的呼唤
我现在最后一次倾听
你悲哀的喧响，你召唤的喧响
……
诗很长，我能熟练地背诵，仿佛我就是普希金，与大海相拥相融！
初中二年级寒假，我到地安门附近去玩，顺便走进新华书店，看到一本精装的《普希金文集》，戈宝权译，我爱不释手，看了看定价是二万一千九百元,相当于如今的2.19元，在当时相当昂贵了，当时的普通年轻工人月薪只有二十几万元，我把钱包里的钱都掏出来，一共一万五千元（即1.5元），一个初中二年级的小孩儿，口袋里有这么多钱也不多见。书店里只有这一本精装的，如果回家取钱，怕别人买走，就跟售货员说，我先把一万五押在这里，待取回钱再拿书。售货员叔叔看我如此喜爱这本书，就说别押下钱，给你留着。我风风火火上了有轨电车，往北海后门、东关房、厂桥、平安里、报子胡同直达西四,进门向妈妈要了钱，又乘电车回到地安门，捧着这部《普希金文集》兴致勃勃地回到家中，在书上的扉页上写上1954年2月8日。经历了漫长岁月的淘洗，经过了迁徙和“文化大革命”的抄家焚书，我以前的文学书籍全部都化为灰烬了，唯有《普希金文集》保存至今。
四
我读小学六年都是恭谨温顺的孩子，上中学之后却变得有些狂傲，有些放浪形骸，有些桀骜不驯，上课不专注听讲，心在文学之海上遨游而且开始调皮捣蛋。初中一年级刚开学，同学之间互不相识，无法选举班长和班委会委员，班主任就任命一位姓葛的同学当临时班长，我观察他长得很粗壮，大脑袋大眼睛，功课一般，很爱踢足球，球技却很差，在球场上不会盘带，不会过人，只是挺胸迭肚横冲直撞。我就给他起了个绰号“坦克车”。我就在同学中散布:坦克车只能上战场，不能上球场，班队不能要他。于是他私下就不断求我，哪怕当个“后补”也行。我又说他笨，不能当班长，班上英才济济怎么能选他呢？我们班同学的年龄差距很大，最小的叫王云，才十一岁，从农村来的同学都十四、五岁，以至十七、八岁，其中有三个同学都娶了媳妇。农村孩子成熟早，他们都懂得珍惜时光，刻苦学习，生活节俭、遵守纪律、尊敬老师，对同学也亲切和蔼。入学一个月后大家熟了，重新选举班委会和少先队中队委员会，新任班长叫李百书，从河北农村来的，已经娶了媳妇，他对我很友好，我也不招惹他，只是给他起了个绰号叫“李白薯”，从此全班都叫他“白薯”，他却不气不恼。有时我也逗他：诸如“你媳妇漂亮吗？”“你想她吗？”“你有儿子了吗？”他总是笑着骂我：“去，去，毛孩子懂什么？”新的班委会由五人入选，我是其中之一，经分工我任体育委员。我对此很高兴，因为我最喜爱运动，我的百公尺短跑的最好成绩是12秒6,已经达到了三级运动员的标准，我跳高的成绩1.58米,校运动会获初中组第六名,那时没有背摔式,只有跨马式、滚式和剪式，剪式最帅，直冲横杆急跑——左脚踏地——腾空，在杆上一剪，转身180度面对横杆落入沙坑，然后便是一片掌声和欢呼！我的篮球和足球水平都是班内最好的，有个同学叫姬桂森，球也踢得好，他是左撇子，他从地摊上买了一双旧足球鞋，给了我一只右脚的，他穿左脚的，出场比赛各穿一只。一只脚穿布鞋，一只穿足球鞋，且又高低不平，跑起来一瘸一拐的，踢了几分钟就在场外换鞋不再出洋相了。我们也常在一起打篮球，可是只有在下午课外活动时才能到体育教研室去借，而且不是每天下午都能轮到借球。那时我们在下课十分钟都想踢球或投投篮的，怎么办呢？商店卖新篮球又买不起，姬桂森就到小摊儿去补；又打两三球就开线了，姬桂森舍不得再去花钱去缝，于是自己动手用细铁丝，按原有的孔缝上，细铁丝一磨就断了，把我的手一次次扎流血。即使这样还凑合着玩儿。球类运动对男孩子的诱惑实在太强有力了。
我好像有太多的精力要渲泄，班上有个同学叫张××，为人很老实，学习好，长得高大且胖，留光头，脚也很肥大，穿一双圆口布鞋，走路四平八稳，我便给他起了个绰号叫“日本大和尚”。另一个同学李××，长得比他小一号俩人关系很好，上下学同来同往，我给他起了个绰号叫“日本小和尚”，说他俩是师徒关系。传到张李二人耳中，他们都不搭理我了。初一上半年有一次上美术课，老师让我们自由命题创作一幅画。我的素描画得很好，用铅笔或炭笔画普希金像，都说传神。于是我就画了一幅《日本大和尚》副标题是“反对美帝武装日本”，方头大面，颇似张××，正襟危坐，而衣袍之内却暗藏大炮、坦克、枪支，当时的政治背景是美国为日本贩卖军火，支持军国主义复活，对中国和东南亚各国都造成威胁。我抓住这个重大政治主题，立意新颖，思想性强，画得又好，美术老师在课堂上拿出展示，讲述其优长之处，这时全班哄然大笑，都知道我在耍弄张××，老师却很茫然。我看到张的脸胀得通红，一副怒不可遏的神情。我们入学时，四中尚未盖教学楼，学生多教室少，我们班没有固定教室，是“游击班”，哪个班上体育、上物理实验课、化学实验课、音乐课时，教室腾出来，我们就到那里上课，每天背着书包在校园里转，大家却毫无怨言，因为所艳羡的不是明亮的教室而是名校名师。正巧那次美术课在音乐教室上，这里没有课桌，只有条凳，一下课张××就奔我而来，挥拳就打，他身大力强，出拳很重，我岂是对手。然而我是极其灵巧，我左躲右闪，在条凳上腾飞，他在下面追赶，弄得教室里尘土飞扬。这件事自然有人汇报给班主任，老师狠狠地批评了我，这学期我的操行鉴定是2分，即全班唯一的不及格，张××无辜受到连累，得了3分。这件事使我终生记忆不忘，当我年龄稍长，总觉得这不仅是无理取闹，而且是无端对他进行污辱，损害他的人格，实在应该自责。我希望有机会向他道歉，请求他的原谅。初中毕业后50多年过去了，我同他再也没有见过面，这种歉疚之情却始终萦绕于心。
我的学习成绩越来越差，当时实行苏联的5级分制、上课后老师用10分钟提问，我对数学、物理、化学课，更是厌烦之极，老师提问我常常得2分，我只有语文、地理、历史三科，每次考试每次提问都是5分。因初二增设物理课，先讲热学，老师提问：为什么每根铁轨之间留有缝隙，大家异口同声：热胀冷缩。我举手说不对，老师一怔，问我有何不对，我说是资本家偷工减料，全班又是一阵大笑。14岁是个易变而可塑的年龄，是青春萌动的年龄，是塑造性格雏型的年龄。
五
人们的感觉实在微妙，我的学习成绩不好，且又比较自由散漫，还时不时出点“洋相”，但在同学中仍然很有威信。上初二那年，有一天老师通知我，明天一定要穿白衬衫，戴红领巾，下午有重要的活动，下午四点钟全校部分少先队的大队长、中队长在教室楼前集合，共40多人，总辅导员老师也戴上了红领巾，他的脸上闪耀着兴奋的光芒，对大家说：“今天你们十分幸运，也十分光荣，毛主席邀请少先队员们到中南海怀仁堂去看演出，你们将作为全国少先队的代表出席观看”，于是大家一片热烈的欢呼鼓掌。我们排着队伍，步行从西门进入中南海，走进怀仁堂，那时还没有建人民大会堂，怀仁堂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开会的地方，在我们心中感到既神秘又神圣。演出的节目是童话剧《小白兔》，内容和情节早已忘却，而当时的幸福感却有记忆。
我在政治上积极要求进步，向团组织递交了入团申请书，到1955年6月，初三毕业前，我的入团介绍人赵积敏告诉我，经团支部研究，你已初步符合共青团员的条件，准备接纳你入团，对于我自然是天大喜事，为此兴奋不已。赵积敏比我大四岁，已是十九岁的成年人，他已入党了，这是初中唯一的党员，我虽有种种散漫和数理化功课差的缺点，但他认为对于“未来的作家”，也不算什么多大的缺点，关键是我热爱党、能袒露自己的思想，并能与资产阶级家庭划清界线，那时候还不太“左”，还不那么“唯成分论”，于是我就正式填写了入团申请书。等了几天，仍未举行发展会，又过几天赵积敏找我谈话，他很严肃地问我：
“你认识胡风吗？”
“我怎么能认识这位大理论家、大诗人？”
“你认识绿原吗？”“认识鲁藜吗？”
我又摇摇头。但我明白了，我曾读过绿原的诗和鲁藜的诗。同学们看见过我的书包里有绿原和鲁藜的诗选。
此时正值1955年6月，《人民日报》已刊载了抒芜提供的“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往还信件，（自然是断章取义），而且发表了毛泽东代为撰写的人民日报社论，相继在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肃反”运动，一大批作家、文化人被投入炼狱中。
赵积敏是个十分真诚的人，他说，胡风反革命集团涉及面很广，他们诱惑和网罗了一大批爱好文学的青年，组织上并非认定你就参加了他的集团或外围组织，现在运动刚开始，我们也无法对你进行外调，入团的事只能搁浅，希望你不要有情绪，要相信党，相信团组织，等运动过去一切都会澄清，革命不分先后，你一定能入团。
虽然未能入团，却未能因读过他们的诗而罹难，这是值得庆幸的，而且半年之后，我在十三中入了团，但是对于一个15岁的小青年，也怀疑是“胡风分子”，却有些荒诞。其实，这绝非个例，天津著名作家、诗人林希，他比我大两岁，真的成为全国年龄最小的“胡风分子”。一大批成就卓著的被称之“七月派”诗人，绿原、牛汉、徐放、阿垅、鲁藜、鲁煤、贾植芳等等，都被投入监狱或去劳改，他们从1955年到1979年，方得恢复名誉，经历一个世纪的四分之一时光的磨难而幸免于死，也是生命的奇迹。自80年代初，我便与他们相识，绿原和牛汉都是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我作为秘书长自然与他们接触更多，绿原荣获第45届斯特鲁加国际诗歌奖，我曾陪他飞往马其顿共和国参加诗歌节和授奖仪式，他的诗集在马其顿出版，我为之撰写了序言，在多次闲叙中，我也向他谈起入团受阻的往事，我们只能唏嘘而已。
就这样，告别了初中时代，对于人生也许是好事，促使我早一点成熟。——《中外名流》第9期评说·自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