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和毛泽东都说过：中国的问题是农民问题。
农民是第一位的
无论在工作还是生活中，温铁军都是一个低调的人。但谈到“三农”问题时，这个低调的知识分子却言辞犀利，不断为农民的处境大声疾呼。
温铁军强调“三农”问题不是“农业、农村、农民”，而是应该将顺序调换过来，即“农民、农村、农业”问题。“农民在‘三农’问题中是第一位的”，农业问题只是派生的。他说:“这并不是我个人的独创。‘中国的问题是农民问题’是20世纪中国两个伟大的人物——孙中山和毛泽东都说过的，是他们最先发现了中国革命和建设中农民问题的极端重要性。众所周知，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充分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我今天这样讲的时候，只不过增加了一点解释:20世纪的农民问题是土地问题，21世纪的农民问题主要是就业问题。这是 我个人在基层调查研究、向农民学习的体会。”
温铁军可能最早在1985年左右提出“三农”问题的研究思路。迄今，“三农”问题已经写入了党和政府的政策、文件，足以说明其影响力和洞察力。采访中，他不断地变换着手势，分析道:“按照国家统计公布的数据，现在农村劳动年龄人口是5个亿。在这个正式公布的劳动年龄人口基础之上，恐怕还得加个30％——因为还有半劳动力，这么算下来，农村的劳动力就有6个多亿。我们的农业按照现在的生产力条件大概需要1.5亿的劳动力，也就是说，还有将近5个亿的剩余劳动力。这怎么不是就业问题呢？”温铁军认为，无论上什么项目，只要能够带动就业，那就是好的项目。另外，应该为农民安排必要的保障。
解决我国的“三农”问题，很大程度上要靠农村外部条件的改善，要让农民在耕地以外找到生存和发展的新空间。
功夫在农外
“中国其实没有纯粹意义上的农业的经济科学，没有单纯的农业问题，农业经济科学的一般理论解决不了中国现在的复杂的‘三农’问题。”温铁军认为，对我国的“三农”问题起制约作用的矛盾主要是两个：一是基本国情矛盾即人地关系高度紧张；二是体制矛盾即城乡分割对立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温铁军强调指出：从根本上讲，人地关系高度紧张是我国农业不发达、农民贫困的根本原因。由于人地关系高度紧张，耕地承担的对农民人口的福利保障功能远远大于耕地的生产功能。
在人地关系高度紧张这个内在的基本矛盾制约下，解决我国的“三农”问题，很大程度上要靠农村外部条件的改善，要让农民在耕地以外找到生存和发展的新空间。温铁军说:“1978年的时候，小城镇的总量才2000多个，现在已经超过2万个。它的发展速度非常之快，这是经济发展的自然规律。以前我们分割两元机构的社会，进大城市非常之难，所以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一旦大包干实现以后，首先就要解放农村劳动力。农村劳动力要就业，发展乡镇企业要形成规模，便都落脚到了小城镇。小康城镇在小城镇的实现，相对来讲，它就既能够使农民群众基本上享受到小康社会应该享受到的现代生活，又同时使它维持了自己传统乡土社会的这些基本的文化特征。”温铁军直言，破解“三农”难题，功夫在农外。
“我们中国不是一个农业大国，我们是个农民大国。”经历改革开放30年的飞速发展，“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在今天已成为现实。然而，作为一个整体的农民，这个特殊群体仍然相对贫困。解决“三农”问题既要在“三农”之外下工夫，也要在“三农”之内找出路。温铁军坦陈:有些问题，如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等，则需要“农内”与“农外”功夫双管齐下方能奏效。
“我不再是一个传统的读书人出身的小知识分子，至少，我懂得了农民，懂得了士兵、工人。”
尊重农民的情感
初中没有毕业，温铁军就赶上“文化大革命”。上山下乡的时候，温铁军才十六七岁，被安排到山西汾阳插队。有一次，他带队进山搞副业，“想给大家搞点活钱，因为穷嘛。结果人还没有出发，那边的批斗会已经准备好了，批斗我走资本主义道路。批斗会正在进行的时候，当地的大队干部觉得那样不合适，就把我给保了。从那以后我就完全跟当地的农民们在一起了”。
之后温铁军又参军，当工人，“我就这样在社会的底层滚爬，滚出了一身泥巴——我不再是一个传统的读书人出身的小知识分子，至少，我懂得了农民，懂得了士兵、工人。”11年的工农兵经历形成了温铁军从农村基层出发看问题的角度，和关注农民的感情。
1979年温铁军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学的是新闻，却最终选择了研究“三农”问题。也许是新闻专业的熏陶，温铁军一向注重社会调查，注重“用事实说话”。毕业后不久，1985年他发起并组织了首批记者团，驾摩托车沿黄河考察8省40多个市县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
至今，温铁军难忘自己的两位恩师在学术上给自己的影响，一位是自己的博士导师杜润生；一位是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上世纪80年代，我在杜润生老先生门下做农村调研。我私下有一个想法，不图别的，就图跟他学，图给他当一名研究生。如果你想跟他汇报什么问题，你可以推门而进，不用通过什么秘书汇报什么的。但是，他所问的东西，第一个涉及到你这次调查有没有到村到户，迫使你想跟他谈问题之前，一定要把基层弄清楚。他问你的问题会一个接一个地问，深入地问，问你调查情况。”温铁军庆幸自己碰到了一位好导师，一生受之无尽。“其次，杜老先生能博采众长，多方面的意见他都能听。除听老同志的意见外，还特别注重听取年轻同志的意见，在各种政策讨论的场合总是不忘给在基层调研回来的年轻人交流的机会。”
说到对“温三农”这个绰号的观点，温铁军说：“其实，‘三农’是千千万万从事农村调研工作者的总结，不是我的独创。说到我的农村情结，只不过是我们这代人与共和国一同成长，这代人责任感比较强，没有什么特殊的感情，只是认真地执行上级安排的任务。”说完，温铁军感叹自己“得之于认真，失之于认真”。这种复杂的心理，一般人或许难以理会，但身为局内人的温铁军自有一番品味。
正是穿着大裤衩、骑着自行车，寂寞地穿行在乡间小路上的多年农村调研经历，给了他今天纵论“三农”问题深厚的底蕴和自信。
他坐在田间
2004年，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曾在一个颁奖典礼上说:“中国的农民很不容易，我常常觉得，9亿农民就像希腊神庙里的柱子，他们托起了大厦。农民很多，但是真正关注农民的人不是很多，替农民说话的人也不是很多。而温铁军就是中国农民的代言人。”站在一旁的温铁军厚重中透出几分“腼腆”，很诚挚地表白:“我只不过是做了一点调查而已。”
为文不说民瘼苦，再作诗书也枉然。这些年来，咬准“三农”问题的温铁军走遍了大江南北的大部分农村，细心地调查，认真地研究，然后把第一手材料写成文章。我们只要看一看他文章的题目，就知道他的研究成果为什么会令高层领导和国外学者这么关注。他写了《世纪之交的“三农”问题》、《“三农”问题的认识误区》、《当“三农”遭遇WTO》、《半个世纪农村制度的变迁》……这位很少呆在研究室里的“研究员”成果多多。这些论著有具体例证、有抽样调查、有确凿数据，因此具有振聋发聩的说服力。温铁军把心贴向百姓，把脚踏在大地。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的文章都是用腿“写”出来。
随和、亲切，没学者架子——这是周围人对温铁军的印象。尽管多年从事农村政策调研，为政府出谋划策，部分观点被决策层采纳，影响到中国农业政策的走向，但作为一位比较典型的“政府经济学家”，温铁军不乐意说自己是中国高层的智囊人物，更愿意把自己说成是“一个农村问题的普通调研员或实验者”。他说:“形成正确决策的惟一途径是，通过广泛的调查研究，聚思广益，才能形成的，而不是少数几个人捏出来的。”在注重实际的调研中，他找到了一种做学问的好方法。不管是与高官脚踏红地毯交谈，还是和农民坐在田埂上聊侃，他都是那么笑容可掬。多年的农村研究给他留下的理念是:“深入基层试验所得到的感性经验，比书本上那些精确漂亮的理论模型更能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他已经经历了一个从教科书式的专家到奏折式的策士、再到影响大众躬身实践从而最终也影响到决策的公共知识分子的转型。
是的，只有在基层沉下身子，才能获得对中国现实问题的深刻体悟。20多年田间地头的行走，温铁军对于中国农民的要义和处境有超乎寻常的理解。正是穿着大裤衩、骑着自行车，寂寞地穿行在乡间小路上的多年农村调研经历，给了他今天纵论“三农”问题深厚的底蕴和自信。他的大声疾呼“没有农民，谁能活在天地间”给人的醍醐灌顶般的警醒，他那发自肺腑的呐喊，唤起世人将视线重新投向其实一直张目可及的苦难，也令一度逡巡的决策者找到了果断的落点。
如今，“三农”问题已成为显学和传媒眼中的宠儿。温铁军反复称“三农”问题为中国的“世纪难题”，而更多的学者则称之为“结”。对此，尽管有人视为危言耸听，但是谁都不能否认，“三农”问题是中国近百年革命和建设的基本问题。目前“三农”存在的问题确实已到了一个相对比较严重的、亟须解决的关口。
“三农”问题，中国经济绕不开的坎。冬天快过去了，春天孕育着希望，温铁军期待着，中国的农村改革再次迎来沉甸甸的丰收……
10、先富之路──记莒县陵阳街村党总支书记马先富
在莒县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在孕育了大汶口文化的陵阳河畔，有着这样一个人，在他心里，“村事根，民是本，共同富裕是标准！”他的村子里没有富饶的矿产资源，没有便捷的海陆空港，没有广饶的肥沃土地，但他却凭着过人的胆识、智慧和一颗无私的心，带领着乡亲们走出了一片富饶，塑造了一种精神、一种文化。乡亲们见了他都亲切地称他为“先富书记”，他就是九、十、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乡镇企业家，山东省100名为新中国成立、建设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陵阳街村党总支书记马先富。
带头为民筑富路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陵阳街村还是“吃饭靠救济，穿衣靠补丁，花钱靠借贷”的三靠穷村，人均收入不足50元。陵阳镇粮管所旁边的小寺村地里有一条小路，小寺村的人说，原来这里并没有路，是陵阳街人到粮所领救济粮给踩出来的。
现在的陵阳街村成了市里有名、省里有号的富裕村。全村248户，756口人，2009年农民人均纯收入12800元，村集体纯收入2000万元。陵阳街村也先后获得“省级文明村”、“省级模范村”、“省级民主法治示范村”、“全国文明村镇工作先进村”等荣誉称号。
陵阳街村发生如此大的变化，多亏了村党总支书记马先富。
正如他的名字一样，马先富在改革开放之初就率先勤劳致富了，是山东省第一批带头致富的典型。1984年组织安排马先富担任陵阳街村党支部书记，在一无厂房二无资金的情况下，马先富毅然把自己苦心经营、价值35万元的3个厂子无偿地捐献给集体，带领全村干部群众开始了艰苦创业之路。3个厂子归属村集体后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当年赢利80万元。随后，马先富带领陵阳街人先后办起了砖厂、拔丝厂、塑料厂等13家企业，到1993年，全村完成工业总产值过亿元。
全球化趋势的发展让陵阳街人思想更加解放，眼界更加开阔，吸引外资、走出国门、做大企业的思路逐渐形成并开始实施。在他的带领下，陵阳街村先后与韩国、匈牙利客商合资建成了日照东莒果菜食品有限公司等3家合资企业，让产品走出了国门，让外汇走进了陵阳街村，昔日的贫困村一跃成为日照市首批小康村。
2002年开始，马先富确立了“大招商，大发展”的工作思路，充分发挥陵阳街村的自身优势，多方招商，组建了东莒集团，初步形成了由食品加工、塑料化工、服装加工等46个公司组成的大型集团。其中以村内东莒果菜为首的果蔬加工企业，拥有速冻保鲜库位360座，年存储加工能力18万吨，是全国规模最大的果菜保鲜加工基地之一，年可吸纳一万余名劳动力就业。2009年陵阳街村工农业总产值突破20亿元。
“共同富裕”一直是马先富的理想。有一次，他到本县店子集镇的神集村办事，看到挂在山脚下那低矮的小石屋，村民锅里煮着的地瓜干，贫困的景况让他非常难过。回村后，马先富立即召开了全体党员会议，决定与神集村结成“帮扶对子”。为扶持该村办砖厂，他们把村里原来砖厂设备无偿转让给他们，施工那天，马先富亲自带着部分党员、技术员到工地安装。神集村的村民感动地说：“咱们相隔几十里但却心连着心，马先富是俺脱贫致富的领路人。”十多年来，陵阳街村在马先富的带领下先后帮助9个贫困村兴建村办企业，与3个库区村结成“帮扶对子”，为108个贫困户无偿提供资金，技术和致富项目，帮助他们脱贫致富。
工农联动哺民生
随着陵阳街村工业积累的不断壮大，马先富确立了“以工促农，以工哺农，工农村齐发展”的工作思路，有力地支持了村里农业的发展，促进了全村各项社会事业的建设，形成了陵阳街文明的村风，整洁的村貌。
20多年来，陵阳街人根本不知道农民负担是什么。村里统一修建了完善配套的各项农田水利基础设施，方便农民免费灌溉，引导农民种植了效益可观的优质高效经济作物，各种税费和统筹提留全部由村集体承担。不仅如此，每亩经济作物再补贴农户300元。
“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摸黑走夜路。”这是以前陵阳街村的真实写照。为了改善村民的生活环境，马先富上任以来陵阳街村共进行了3次旧村改造。村里投资150万元，新建高标准配电室一座，对村内线路、集表箱等进行了升级换代，并对村民用电给予每度2毛钱的补贴，使陵阳街村成为日照市第一个农村电气化村；投资350万元建设了村民综合办公楼，楼内设有高标准的文化中心、人口学校、多功能厅等，进一步丰富了村民的文化生活；投资650万元进行了村沿街楼开发和含有超市、学校、医院、警区的社区服务中心建设，进一步方便了村民的日常生活；投资6500万元进行了村小康楼、公寓楼建设，已建成306平方米/户的三层小康楼210座，135平方米/户的公寓楼1座；计划今年投资1200万元进行陵阳街村文化广场建设，投资800万元进行村民老年公寓建设，进一步改善了村民的居住条件。
在马先富的建议下，陵阳街村把最好的楼房给了学校，对上学的学生每年给予一定补贴，分别是幼儿园和小学学生补贴200元，初中生补贴300元，高中生补贴800元，大专生补贴1000元，本科生一次性补贴6000元，重点大学10000元。村民的身体健康一直是马先富关心的问题，村里不仅统一出钱为村民办理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还在村里实行了村民医疗保障制度，对村民的全部医疗费用进行报销，彻底解决村民的后顾之忧。十几年来村里60岁以上的老人，每月免费发放米面油，还可以领到50-150元/月的额外补贴。
新型农民树样板
马先富早就意识到，“精神文明建设上不去，物质文明建设迟早会垮下来”，村民素质的提高必须抓好。他对村干部实行“富脑工程”，每年都分期分批组织到各级党校和农业部门进行涉农知识轮训，以更好地指导村民、带领村民发家致富；对村民进行“技能培训”。坚持既重视升学率，更重视成才率，在实践中努力探索符合培育新型农民要求的农村教育新模式，帮助“守土务农”的“庄户人”获得一技之长。
马先富还注重引导村民自我教育、自我管理、遵纪守法，团结友爱，强调邻里和睦，以好的乡风民俗来约束不文明的行为，让社会公德来制约个人的私心。每年都开展“五星级文明户”“好媳妇、好婆婆”等评选活动，使村民们在饮食起居、尊老爱幼、社会交往等方面的陋习得到了根除，生活方式变得更为科学、健康和文明。
20多年来，马先富从不搞一言堂，村里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民主决策机制。村里重大事项必须召开村民大会或者村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日常工作由党支部和村委会集体研究决定。成立民主理财小组，对村里财务实施民主管理，马先富既不管钱又不管物，从来没有签过一张报销单据。定期通过“直通车”等方式公开村务政务情况，主动接受村民监督。利用走访村民、召开座谈会、设立意见箱等形式经常了解群众思想，征求群众意见，努力为村民办实事、办好事。
春风已度玉门关，万木竞发正逢时。在马先富的带领下，陵阳街村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各项社会事业飞速发展，生活越来越宽裕，乡风越来越文明，村容越来越整洁，管理越来越民主。陵阳街人对未来信心百倍。(孙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