凸凹 本名史长义，1963年生，北京房山人。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北京文联、北京作家协会、北京评论家协会理事，北京作协签约作家、《散文选刊》散文排行榜评审专家、房山区政协委员，房山区文联主席。
著有长篇小说《慢慢呻吟》《大猫》《玉碎》《玄武》《欢喜佛》等；散文集《以经典的名义》《故乡永在》《风声在耳》《书性与人性》等；中、短篇小说集、报告文学集和评论集多部，另有《石板宅日思录》《石板宅日思录续录》和《石板宅日思录三录》，并发表有中篇小说《禀性》《字戒》和短篇小说《断指》《淘金》等近百篇，出版和发表作品700余万字，被北京市委列入“首都文艺人才百人工程”，被评论界誉为继浩然、刘绍棠、刘恒之后，北京农村题材创作的代表性作家。
人生旅程中，你若有一位作家朋友，且喜欢读他的作品，真是一件惬意的事儿；随着斗转星移，时序更迭，你发现他始终走在文学的路上且越写越好，而经多年的岁月磨砺，已然名副其实成为著名作家的他，仍真诚地视你为友为师，那无疑是一件快乐的事了。
于我，凸凹即是。
那天，接到报社“人物”版的美女责编丽敏的电话，约稿。我满口答应好好好。我知道，日报的“人物”版是品牌版，一般的人物和写得一般的稿子，是很难登这块“殿堂”的。现在编辑约稿，“人物”肯定是通过了选题的，我当然乐意接活儿。我问要采写谁？丽敏说，你写篇凸凹。见我犹豫，她加了一句：“那么熟悉，你都不用采访啊。”我开玩笑说：“太熟了，下不了手！”哈哈哈，听筒那边传来丽敏的笑声。
上篇 长义凸凹
知道凸凹的人，不一定知道长义；知道长义的人，不一定知道凸凹。其实，简单说，著名作家凸凹真名史长义，史长义就是凸凹。
真够绕嘴的。但还真得从这俩名字说起。
还是上世纪90年代初吧，我从记者转岗为编辑，编发他的文稿署名都是史长义，因为他那时在房山政协做文史方面的工作，写的多是此类文章。想来，那时的长义就对文学怀着敬畏之心，虽写的内容囿于“县志”，但字里行间那种真实的生活细节，那种清新鲜活的乡野气息，那种率真恣肆的口吻，深深吸引了我。后来他何时开始用“凸凹”的笔名发表文章我并未在意，只是觉得他越写越好，而且越写越多，凸凹的名字散见于各个报刊，有点“天女散花”的感觉。文坛上有两个“凹”了，一个是贾平凹，另一个是凸凹。他至今也没说清楚笔名凸凹蕴意的深奥，回忆起20多年前的时光，他曾在一篇自述中写道：20年前的一个晚上，在吱吱响的日光灯下枯坐，脑子里突然冒出了“媒婆”这个字眼儿，自己便感到很诧异，因为此时的我，已经有了很优雅的生活，所处的语境是与如此俚俗的字眼不相干的，便想把它们驱赶出去。但是，愈是驱赶，愈是呈现，弄得你心情烦躁。便只好抻过几张白纸，在纸面上把这两个字写下来。奇怪地，一旦落笔，相关的字词就接踵而来，直至写得筋疲力尽。掷笔回眸，竟是一篇很完整的关于媒婆的文章，且有不可遮掩的“意义”透出纸背。便不敢再儿戏了，定了一个《中国媒婆》的名字，恭恭敬敬地抄在稿纸上，寄给一家叫《散文》的杂志。一月有余，竟被登在重要的位置上。不久，竟又被著名的选家、全国的选本（选刊）接连地选载与收录。21世纪的开元之年，居然被一本叫《二十世纪中国散文经典》的书树为“经典”了。
凸凹与李敬泽
那一年，用凸凹的笔名发表了散文“经典”的他，年仅25岁。凸凹说：文字真的是一种性灵，而不是工具，它默默地独处着，等待着“意义”。文字的等待与作者的等待是相向而行的寻找，一经“路遇”，就结伴而行了，共同地完成了“意义”的过程。路遇，因为不是预先的邀约，便具有宿命色彩，能写出什么样的文章，作者本人也是难以预料的。
一经“路遇”，他不改初衷，筚路蓝缕，玉汝于成，文字与心灵结伴而行。20多年后的今天，他交出了缀满一串串文学果实的答卷：迄今已发表和出版散文集8部，长篇小说8部,作品逾550万字，获省级以上文学奖30余项，近60篇作品被收入各种文学年鉴、选本和大中学教材。长篇小说《大猫》获第二届老舍文学奖长篇小说提名奖，散文《感觉汪曾祺》获第二届汪曾祺文学奖金奖，《天赐厚福》获第二届“四小名旦”全国青年文学奖特别奖，《呃，有一个女孩》获第三届全国青年文学奖，《布鞋》获《中国作家》优秀散文奖，短篇小说《飞蝗》获国务院救灾委员会征文一等奖，文学评论《二十世纪中国散文的文化精神》获文艺评论优秀奖。继长篇小说《慢慢呻吟》《玉碎》大获好评后，他的长篇小说“三部曲”压轴之作《玄武》，被赞誉为新世纪乡土文学的“史诗性作品”， 在北京市国庆60周年文艺作品评选中摘取了唯一一个长篇小说一等奖。文学创新上，他与彭程、祝勇一起，开创了“新书话”散文体，散文集《以经典的名义》荣获第四届冰心散文奖。
以上“溢美”之词，是凸凹从未主动提及的，皆因北大中文系有一位专门研究他文学创作之路的博士生，在博士论文中才把他的奖项归拢成堆儿。我作为凸凹文学作品的编辑之一，当然知道博士的论文里还落了不少奖项，比如这篇《爱在爱中》。这是为庆祝建党90周年，报社举办的一次征文活动。凸凹的这篇文章写他大山里再普通不过的农民父亲，含辛茹苦把儿子培养成了国家干部，身患癌症后儿子想用公车送他去医院，老父亲愤怒了，说，你敢！住进医院后，对不时有人来病房探望，他对儿子说，你能不能不叫他们来，我只是你一个人的父亲，于旁人无恩。最后一段是这样写的：“送他火葬的那天，我没有哭，因为内心盈满。”读完稿子，我已泪流满面。评委会上，9名评委一致把征文头奖的殊荣，投给了凸凹。前不久，我受邀主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文学读本”丛书中的散文卷，《爱在爱中》当然入选。编委会上，我提出用“爱在爱中”做散文卷的书名，编委们又一致通过。
凸凹与舒婷
20多年的艰辛创作之路，他从青春步入中年。从大山里走出的凸凹，有着山一样的沉稳。他认为，写作活动少功名、功利的成分，多是为了表达内心所思所得，娓娓地道出对身外世界的看法。外界的评价并不重要，快意于文字本身。这一点，他崇尚孙犁、汪曾祺等前辈作家。他说：“因了这个原因，我的写作主观色彩很强，不太愿意作纯客观的叙事，也耻于渲染式的抒情，与流行文字远些。所以，写了这么多年，门前依旧冷清。我常劝慰自己，香火繁盛的庙宇，多是小徒在弄机巧；寂寥深山中，才有彻悟人拈花而笑的静虚守护。这种守护，才真正属于精神。甘于寂寞，不做欺世文章、不说欺人之语，是真正的‘门徒’应该具有的最起码的品格。”他追求文字的“复合”品质，学识、思想和体验，不露声色、自然而然地融会在一起。他说，只有学识，流于卖弄；只有思想，失于枯槁；只有体验，败于单薄。三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就丰厚了——前人的经验，主观的思辨，生命的阅历——知性、感性和理性均在，这样的境地才是妙的。其实，天地间的大美，就在于此“三性”的融合与消长，使不同的生命个体都能感受到所能感受到的部分。文章若此，适应了自然的律动，生机就盎然了，对人心的作用——换言之，与心灵遭遇的机会就多了。
正是这种意识，这种自觉，这种“心灵遭遇”，凸凹最重要的散文集《故乡永在》终于在2012年修成正果，这是他主观能动地书写“大地道德”的代表作，出版后引起社会上的热烈反响，评论界普遍认为，这部厚重的散文集在乡土散文写作上，立足“大地道德”这一人类主题，努力与世界接轨，并接续鲁迅先生的传统，戮力呈现大地道德的中国经验，把中国的民族风物、民间经验做了淋漓尽致的书写，阐述出宏富深刻的乡村伦理和土地哲学，在纸上“建立了一座乡愁博物馆”，因此使他与苇岸一道，成为中国大地散文写作的代表人物。
与罗马尼亚汉学家鲁博安
“那时的故乡，虽然贫瘠，但遍地是野草、荆棘和山树，侍炊和取暖，内心是从容的，因为老天给预备着无量数的柴薪，无须急……‘猫冬’，是山里的说法，意即像猫一样窝在炕上……春种，夏锄，秋收，三季忙得都坐不稳屁股，到了冬季就彻底歇了。因为这符合四时节律、大地道德，就享受得理直气壮。所以猫冬，是一种生命哲学。”——这是开篇《亲情盈满》。
因我过于喜爱这部散文集了，一些篇章过目不忘。比如，《生命同谋》写父亲终于打到狡猾狐狸但又放掉了狐狸，对此，匍匐在土地上时作者不懂，但现在懂了：“因为他完全有能力战胜对手，但是在人与狐狸那个不对等的关系中，他尊重了狐狸的求生意志。在放生的同时，父亲也成就了他猎人的尊严。人性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人类能够超越功利与得失，懂得悲悯、敬重与宽容。也就是说，人性温柔。这一点，再狡猾的狐狸也是想不到的，它注定是败了。但是，在尊重父亲的同时，也要给这只向死而生的狐狸送上真诚的敬意，因为它是生命尊严的同谋。”
再看《人行羊迹》。凸凹的祖父是1938年前入党的老党员，为革命做过贡献，属于可享受待遇的老革命。可他却放弃武装部长的公职，回村里当了一个羊倌。理由是，他尽跟羊打交道了，跟羊有说有笑，跟人谈不来。“跟人谈不来”这话是怎样的富有意味？他还说，“你们不要认为放羊就委屈了人，与其说是人放羊，不如说羊放人，是羊让人懂得了许多天地间的道理。”祖父是没读过书的。站在他的灵前，“我想，有文化的，不一定有智慧，有智慧的，不一定有喜乐。祖父的智慧与喜乐，得益于他终生与羊为伴，在大自然里行走。大自然虽然是一部天书，堂奥深广宏富，但它不刁难人，字里行间说的都是深入浅出的道理。只要人用心了，终有所得。如果说祖父像个哲人，那么，他的哲学主题就是四个字：人行羊迹。 所以，在动物里，我最敬重的，是羊。”
我读《故乡永在》里的不同篇章，时常生发出阅读美国作家梭罗《瓦尔登湖》曾经的审美愉悦。我认为，《故乡永在》是中国具有全新品质的大地美文，是作家凸凹攀登上的一座山峰。为我佐证的是一个有趣的现象——散文集出版3年来，其中的66篇文章，全部被《新华文摘》《散文选刊》《名作欣赏》《中华活页文选》《读者》和《今文观止》《世界美文观止》《20世纪中国散文经典》等权威选刊、选本选载；还有多篇被选入了大中学校的语文阅读教材或语文考试试卷。
我忍不住“质问”凸凹：“你的故乡，怎么写进我的心里来了？”
与何建明
下篇 凸凹长义
这些年，作家凸凹的知名度越来越高，且他的创作在海内外具有广泛的影响。他不仅在国内各大报刊上经常发表作品，还在美国的《世界日报》、台湾的《联合报》、香港的《大公报》和上海的《新民晚报》、天津的《今晚报》、广州的《羊城晚报》、北京的《中华读书报》《中国艺术报》开有专栏，作品被翻译成英、法、德、日和罗马尼亚等多国文字。几年前，我们一行到山东威海一所中学与师生们见面时，他得到的掌声长而热烈。
然而一回到房山，凸凹便还原回区文联主席，称呼也变回了长义、史长义。好像作家凸凹是一件外套，回家了便自然更衣。无论他的领导还是下属，一口一个长义长义地叫着，那叫亲切，生怕被外人抢了去。细想，能理解。当年柳青写《创业史》、王汶石写《风雪之夜》，甚至赵树理、浩然，他们深入农村、扎根基层，都属“挂职”，比如浩然老师挂职的是河北三河段甲岭镇的镇长。而凸凹不是挂职，他生于斯长于斯，从当农业技术员开始，到成为一个乡的副乡长，再到区文联主席的官职，他都是实职。就是说，他在笔耕不辍不断奉献出好作品的同时，肩上还担负着实际工作的另一副重担。
放下凸凹，且说长义。
他的故乡在距县城尚有百余公里的大山里——佛子庄乡石板房村，即他书中常提到的“石板宅”。童年、少年与青春岁月，这段时光是每个人的身心成长时期，同时也是情感胚胎渐次催熟的心灵季节。贫穷甚至吃不饱饭的故乡的乳汁奶大了他的文学心灵：大地的道德，故土的哲理。《故乡永在》出版后引起的余波是，很多人向往“石板宅”这样的故乡,想看看他睡过的土炕。去年春天，一位作家朋友在京城办完事，便与凸凹联系欲见一面，电话中他问道：“老兄想看什么？”朋友说：“你的故乡石板村。”他多少感到意外，“那里并不好看。”
但他还是抽身陪朋友前往。
那位作家写道，石板房小村诚如凸凹所言并不好看，二三十户人家像装粘豆包一样挤在稍显开阔的半山坡上，黄土墙、黑石片“瓦”，河卵石垒成的围墙或木夹障的小院。他带领着我们去看简陋的吃水井、因石而成的土地庙，以及他的亲情印记：奶奶的手把磨，叔叔弃搁在窗台的旧胶鞋，二弟家的废弃灶房，而且土墙上还鲜艳着彩绘的喜字。
凸凹的描写是：晚上，母亲问我：“你到哪儿睡呢？娘就这一条土炕。”我说：“除了娘的土炕，我哪儿都不去。”躺在土炕上，感到这土炕就是久违了的母亲的胸怀。母亲就是在这土炕上生的我，揭开席子，肯定还能闻到老炕土上胎衣的味道。而今，母亲的儿子大了，自己也老了，却依然睡着这条土炕。土炕是故乡永恒的岁月、不变的情结吗？这一夜，母亲睡不着，她的儿子也睡不着。母亲很想对儿子说些什么，儿子也想对母亲说些什么，却都不知道从何说起，只能清晰地听到对方的呼吸。其实，岁月已使母子很隔膜了，却仍爱着，像呼吸，虽然有时感觉不到，却须臾不曾停止。
怎么又是凸凹了？还是回到长义上来吧。
他回忆说，读初中时，要到八里之外的九道河中学就学，每天都要早起晚归，步行16里山路。那时没有住宿条件，中午要带饭。干粮多为红薯、南瓜、野菜和玉米粥。玉米粥稀可鉴人，只得用塑料网兜儿兜着，小心地在路上走。午饭后就在大桥底下午睡，下午接着上课。因为如此，对学习和阅读有“仇恨般的感情”，益发刻苦。初中毕业后，以全县第二名的成绩考取了房山重点高中——良乡中学，从此，开始了寄宿生活。
长义对自己考上的大学并不理想从不隐晦，他说，我没上过正经大学，只是考上了一所农业大学的分校，学的是蔬菜专业。这个专业我不喜欢，但为了解决户口问题，还是要上。因为不喜欢，就把主要精力放在看文学的书上，当然一切都是偷偷地进行。但还是被发现了。记得我在课桌下看《红与黑》，被老师发现了，他不仅没收了书，还告到教务处，说我不仅不好好学习，还情调低下。校方让我写检查，我几乎用了一个通宵，写了一篇一万余字的检查，还冠了题目，叫《我的自白：既当农学家，也当文学家》。不过，我比较正式的文学探索确实是在这所农业学校就读期间开始的。农业蔬菜学让我记住一个理儿：你糊弄庄稼，庄稼就糊弄你。毕业分配时，我没有任何想法，但是我想，我工作的地方一定要有两个条件，一是有书店，二是有邮局，有书店我可以买书，有邮局我可以投稿。幸运地，我被分配到了良乡——房山最大的城镇，书店居然有两家，邮局竟然有四所，喜极而泣。
与张守仁、崔道怡、王开林在鄱阳
长义在发奋读书写作的旺季，迎来了他人生第一个挺重的官职——一乡之长。他把这一转折看作是回报乡亲们的机遇，于是务实苦干，争取多方支持，为乡里修通了一条公路，建起了学校的新校舍。担任区文联主席后，他更感到肩膀上压了重担。他有着一腔赤子情怀，一定要让家乡的文化打个“翻身仗”。他创造性地提出，文联工作既要“顶天立地”（精品创作），又要“铺天盖地”（群众文艺）。在这个理念指导下，他走遍各个乡镇，一个一个地组建起乡镇文联，建构区、乡镇、社区三级文联组织立体覆盖的新格局。新华社《每日电讯》在推出的报道中，称此为“文化大潮中的房山现象”。 他还连续多年牵头举办房山图书节；发动文艺家走进企业、农村和社区，组织名人名家书法作品进校园、相声小品下基层、村民合唱大联欢，丰富群众文化生活；他助推阎村镇争得北京市首个“书法艺术镇”的名号；连续多年策划指导佛子庄“二月二酬龙节”，把房山民俗文化品牌推向京城乃至全国；他广请专家成功实施了“房山文化学”研究工程，为房山众多镇乡编写了20多部地域文化丛书，编纂系列专集6部，总字数达2000万字；他拿出大量时间传帮带，鼓励房山的本土作者多出作品，并多方筹措资金，连续出版“燕都文丛”总计32部，推出“房山作家群”，集中展示房山文学创作的最新成果。2011年，他被市委宣传部、市文联等单位授予北京市德艺双馨中青年文艺工作者称号。2013年6月，他作为北京市唯一人选被国家人社部、中国文联授予“全国文联系统先进个人”荣誉称号，这是中国文联成立以来第一次覆盖全系统的国家级表彰。
好个长义，好个史主席！
表彰大会一散，我觉得还是叫他凸凹更顺口，也更熟络、亲近。
我写凸凹长义，还有一层深意，那就是他的为人：重情、重义，工作、生活磊落得让人敬重。
前些日朋友约我去周口店，我给他发了短信。凸凹回复：“我要去中国文联办事，早定好的。我决定明早6点多就出发去文联，争取9点多往回赶陪您。”我在《北京日报》农村部当记者时，曾多年负责联系房山区，培养过不少给报社写稿的通讯员，凸凹本不在此列，但他一直自谦也是我的学生。近年来他的名气远远超过老师多少倍了，仍老师老师的叫着。我建议他改称兄不行吗？“不行，您是我的恩师！”他还来劲了。
其实，在房山我的学生中还真有几位是我一直惦记的。我去房山时，凸凹都会一一打电话把他们招来一起吃顿饭、见见面。其中一位很有才华，已是大企业家，确很忙。他过来晚了，凸凹批头盖脸一顿批评，弄得那位董事长连连认错儿，我也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了。
我想起房山的一位老作家，他加入北京作协比我和凸凹都早，是我们的前辈。晚年退休后坚持写作，却很难发表。我很理解这种郁闷，当看到他写家乡的拒马河一文后，我觉得有基础，就打电话找凸凹商量，让他帮助润色修改，争取见报。不知凸凹是怎么和老作家磨合的，后来寄我的稿子，仍是老作家的口吻，文笔、风格也没有大的改变，但文章却好看了很多，于是顺利发出见报了。后来老作家患病离世后，他的家人告诉我，那张报纸陪父亲度过了最后的时光，他走得很欣慰。
类似的助人、助文，在凸凹是常事。
有人说“文人相轻”，凸凹身上全然没有半点影子,他对前辈、同辈甚至晚辈写作者都充满敬意。他对朋友的真诚相待，鼎力相助却并不期回报，赢得了朋友圈几乎一致的口碑。作家徐迅和他都是处在上升期的散文创作的高手，可谓熠熠生辉两颗星，他俩也都是《北京日报》副刊的骨干作者，作品经常轮流占据着作品版的头条，看似难免有点“较劲儿”。而我知道，他们是相携共进的“铁磁”好友。凸凹在为徐迅新书出版写的序言里充满激情地说：“读后，有大震惊！他写作的姿态的确很低，无非是写跟他生活有关的一些凡常物事。但是，平静之下，却涌动着万顷波澜，内敛之间，却摇曳着万道华彩——质直的文字之中，无感慨处却处处是感慨，无意义处却处处呈现出意义，幽微与丰富，一如生活本身。”
生活本身美好而大有意义。眼下，无论是长义凸凹，还是凸凹长义，都处在事业的上升期和文学创作的旺年。按照他所学的农业技术专业的说法，当前正是他的“盛果期”。相信拥有故乡、拥有情怀、拥有朋友的凸凹，一定能够在自己认定的文学大道上阔步向前，义无反顾。
而文学，已经、而且还将进一步使他幸福盈满。 完稿于2016年新年之夜——《中外名流》人物·探索
